要闻

《南京金融：传承与创新》的研究背景

研究表明，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创新可以促进经济发展（Merton C，1992）[1]，影响宏观经济（Thomas Palley，2012）[2]。可见，《南京金融：传承与创新》通过对南京金融的时空环境、禀赋优势的挖掘性研究，以及南京金融创新与发展的系统性研究，对于南京引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东部重要金融中心建设，构建全链条金融政策工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回顾历史，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位，定都南京应天，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洪武宝钞的发行，既是明初的大事，也是南京金融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永乐北迁之前，南京是全国的金融中心。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南京即下降为陪都，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逐渐丧失。同时，南京的经济地位，也退化为仅仅是区域性的中心。至清代，南京虽然失去了留都的地位，但仍然是东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典当行业一枝独秀，是清代金融业的主体，承担着银行的角色。同时期太平天国推行的圣库制度与圣宝金融，同样在中国金融发展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洋务运动时期，外国银行金融机构由珠江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其金融影响由沿海口岸到沿江的南京等内地城市。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由于显赫的政治地位、发达的商品贸易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南京城市经济快速膨胀，金融业发展迅速进入快车道。因为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银行业发达，各种类型的银行特别多。最早在南京成立的银行是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市政当局将新街口地区规划为指定的“银行区”。发达的金融业又为当时南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南京金融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金融资源配置从计划转向市场，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进入新时代，南京现代金融产业体系与金融中心服务功能日臻完善。尤其是“十三五”以来，南京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6%，本外币存贷款年均增长13.04%，保费收入年均增长36.41%，金融总资产近8万亿元，金融市场规模约占全省20%。南京市各类金融机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再现新辉煌，南京市繁荣的金融创新实践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还将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作用。《南京金融：传承与创新》这部著作不仅梳理了南京金融发展的历史脉络，而且彰显了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南京金融发展取得的创新成就。

《南京金融：传承与创新》的丰富内容

《南京金融：传承与创新》中收集了大量史料和案例，特别是分析了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南京在科技金融、文化金融、小微金融、资本市场、宁台金融合作、农村金融、商贸金融、城镇化金融、投资者保护，以及金融风险防范和打造全国重要金融中心等方面的重要举措与进展，而且还收录了2020年后刘永彪教授等所做南京金融发展专题研究的重要成果。通过阅读该部著作，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南京金融的历史脉络、主要创新、重要成就和未来发展。

（一）探究南京金融传承的时空环境

金融发展需要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完备的法制环境、优良的信用环境、完美的市场环境以及完整的制度环境[3]。《南京金融：传承与创新》通过研究金融创新的时空环境，探究全球经济形势的分化、货币政策的分化以及金融格局的分化深层原因。金融服务在技术创新、金融产品设计、政府政策、金融教育等因素的推动下，各国的金融包容性在不断地提高。通过提高金融市场开放度，资金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宏观监管和行业管理，研究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从而明确南京市金融业的发展方向是由整个国家的金融改革趋势引导的，南京市的金融改革发展同样要立足于国家的金融改革大局。

（二）挖掘南京金融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底蕴

南京城市金融的历史、禀赋和传承的奥秘，离不开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发展。从明朝起，就有史料比较完整和详细地记载了南京的城市金融活动。第一，明代的南京在货币的铸造与流通领域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作为明朝前期的京城和明朝中后期的重要城市，南京城市的资金集散功能，催生出众多的金融机构。第二，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被认为是在中国传播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著作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他有关保险的主张，为后来我国民族保险的创办起了开舆论先河的作用。第三，跨越洋务运动江南铸币局、民国初期的江南造币厂、北伐之后的江南造币厂三个历史时期的江南铸币局，既反应了当时南京已是开展洋务运动的重要城市，具备江南制造总局那样的工业基础，又有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代表的一心致力于洋务运动的杰出的地方主政大员和一大批优秀人才，同时反应南京有深厚的城市金融文化底蕴和城市金融活动基础。第四，传承明代南京“三铺”（当铺、钱铺、银铺）兴旺的历史，加上当时政府的行业准入和管理松懈，清朝和民国时期南京的典当行依然盛行。第五，民国时期南京的近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设在南京的分支机构有中国银行南京分行（1912年）、交通银行南京分行（1920年）、中央银行南京分行（1928年）、中国农民银行南京分行（1935年）、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1935年）、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1918年）。在南京设立的地方政府银行有江苏省银行南京分行（1917年）、江苏省农民银行南京分行（1930年）、南京市银行（1928年），以及大量的外省驻宁机构、商业银行在南京开设分支机构。民国时期南京的钱庄也逐渐被银行业所取代，南京下关开埠后，许多外商保险公司来到南京设立分公司，以及南京建设国家引领性创新型城市、建设成为重要金融中心的现实基础、资源禀赋与文化底蕴。

（三）构建南京金融创新与发展的子系统

基于全局的、全面性的思考就称为系统思考。Peter M. Senge（1990）表示，系统思考是“看见整体”的一种修炼[4]，这种修炼是一种架构，能让我们看到相互关联的事件。该书从系统化的视角，对南京金融创新的子系统进行了“架构”。金融创新系统是产业创新系统的子系统，金融创新系统与产业创新系统其他子系统不断进行着技术、人力、信息和资金资源的交换。产业创新系统中其他子系统的各类资源不断地流入金融创新系统，促进金融创新系统的发展。反之，金融创新系统的创新成果也向产业创新系统其他子系统扩散，并推动产业创新系统其他子系统的发展。金融创新系统既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子系统，也是产业创新系统的子系统，而产业创新系统又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金融创新纳入国家引领性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产业创新系统，全方位构建南京金融创新子系统。南京全方位构建金融创新系统，服务区域经济高质发展，子系统包括科技金融、文化金融、小微金融、农村金融、宁台金融、商贸金融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系统，本书较为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各金融创新子系统的创新与发展。

（四）南京建设重要金融中心的路径与载体

金融中心指聚集大量金融机构和相关服务产业，能够提供快捷的金融服务，金融创新能力较强，具有非常活跃的金融市场的城市（Thrift，1994）[5]。金融中心产生的基本条件由总体环境因素和金融因素构成。环境因素包括：优越的区位条件，主要指地理优势和时区优势；良好的基础设施，主要指发达的交通通讯设施和城市建设；稳定的政治环境，主要指社会的安定和政府的合理作为；持续增长的经济，形成经济持续增长和金融创新发展的良性运行；开放的经济体系，主要指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性等；充足的金融人才资源。南京已经具备了建设重要金融中心的基础条件以及禀赋优势，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离不开政府行为的干预，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给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又一特殊动力，发挥政府的规划、协调的承诺功能，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政府推动，制定金融法规，提供制度保障并进行有效风险的监管。南京河西金融城的建设，定位为区域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成为南京建设重要金融中心的载体；南京新街口金融街升级提高；南京江北新区打造国际知名的扬子江新金融中心，成为南京重要金融中心建设的另一增长极。

（五）南京投资者保护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才是持续的金融创新的根基（崔涵冰等，2014）[6]。伴随着金融创新步伐的加速，金融创新应回归金融的资金融通本质，实现金融创新与投资者保护应并重（潘晓娟，2016）［7］。投资者保护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内容，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应运而生，自始至终位于金融市场的核心与基础性地位。投资者保护是否有效而全面，是评价金融市场制度建设是否健全、金融市场是否有效的关键性指标。在南京市金融业创新发展的进程中，以及取得一系列成绩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与时俱进的进行“投资者保护”的制度体系的构建、完善与有效落实。蓬勃发展的金融业，伴随着的就是南京市投资者规模与分布复杂程度的提升，南京市不断创新投资者保护的边界与内涵，高度重视投资者保护程度与金融业发展阶段和特征相匹配，将投资者权益的保护贯穿于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各项工作之中。南京市的投资者保护，以制度保障为基础、以制度落实为抓手，切切实实地保护了广大投资者的权益与利益。

《南京金融：传承与创新》的现实意义

《南京金融：传承与创新》从南京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发展潜力与空间以及如何提高南京地方金融综合实力三个方面给予战略性的思考与展望。未来南京金融发展，必须贯彻落实把南京建设成为区域性重要的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城市群特大城市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部署，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积极对接“长江经济带战略”，把握区域金融中心和城市金融发展规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南京还需进一步从开拓港航物流金融、发展绿色低碳金融、加强数字金融基地建设、城市普惠金融升级、推动金融机构战略合作等方面开拓南京金融发展的新空间；南京重要金融中心的建设发展，谋划好地方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是壮大南京地方金融实力的必由之路。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南京金融发展为南京经济稳健增长注入了活力、提供了动力，《南京金融：传承与创新》所做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当然，南京金融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还有不少理论难题和实践问题需要解决，希望刘永彪教授等能够在《南京金融：传承与创新》所做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南京金融发展的研究。南京应该有一部完备的金融发展编年史，南京金融发展更需要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有效的实践指引。

（张占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