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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俄罗斯世界杯期间，获得国际足联授权的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通过电视频道、央视网站、新媒体客户端等全程直播比赛，多渠道、多平台、多形式的信息网络层层贯通，为广大球迷和观众及时奉上了精彩内容。

上届世界杯赛场外的知识产权之争还历历在目，今年３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其著作权一案的判决生效，被告被判决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共计４００万元。业界指出，该判决结果具有“风向标”作用，文化执法机构介入监管、行业内达成共识、用户付费支持更优质内容，一系列转变共同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和文化市场环境规范有序。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版权业务副总监李克亚表示，盗播获利不仅给合法版权方带来用户和流量损失，还损害其信誉和品牌形象，甚至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上述案件从一审判赔６４万元到二审支持原告诉求，授权方、版权方和消费者等多方利益得到维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卢海君对此分析称，这表明我国保护体育文化产业产权的态度。

“知识产权案件触及的往往是新业态、新模式，法律纠纷集中在新手段运用方面，具有跨领域、跨行业特点，其复杂性在于根据新动向进行确权和新利益的平衡，如今的判决难度与行业影响力是同步提高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宋鱼水表示，近年来，著作权案件的判赔额度不断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知识产权有了更高的市场价值，涉案双方的关注焦点正在由赔偿额度向法律标准及其支持的行业规范转变。

近年来，影视界、互联网视听节目传播、文化衍生产品等行业和领域的一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呈现出新型、疑难、复杂、社会关注度高等特点，相关法律的不断完善和司法实践的不断推进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文化市场秩序，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专家指出，由于对互联网环境的依存度不断加深，文化产业正不断衍生着新型作品类型、使用方式和迅速迭代的交互式传播，加之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占主导的行业特点，价值评估、权利归属不确定等问题突出，激增的确权和维权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长此以往会影响创新成果转化。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教授陈东敏认为，大量文化产品充斥市场并不代表质的全面提升，“我国文创产业正处在市场淘汰率高、产品附加值偏低、个体创意受重视程度不够的发展阶段，大量轻资产的中小微企业被侵权后，要么诉讼无门，要么难以承受漫长的诉讼周期成本，造成创意流产和成果流失。要达成知识产权高效利用与转化，还需经历几轮市场洗牌。”

近年来，一些地区深挖文化旅游、民俗文化、传统工艺等资源，与此同时，地域间文化基础、创新动力、政策环境的差异也不容忽视。文化积淀深、发展潜力大的乡村在创新人才、资源转化、产业设计、抗风险能力方面有很大缺口，若缺乏教育、科研力量的跟进和政策调整，可能引发行业“野蛮生长”，造成“创新劣币”驱逐“良币”，形成产业数据虚高的假象，长此以往更不利于创意资源深挖。

此外，与出口需求相比，文创企业争夺国内市场的动力更强，“文”的扎堆还未与“化”的结果对等，迎合受众口味的商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创新力。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内外对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的需求增强，补齐文化创意产出短板或可激发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的新动能。

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上半年，我国主要知识产权指标实现较快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发布的２０１８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排名第１７位，首次进入创新领袖国家群体，成为现今唯一跨入全球创新指数前２０的中等收入国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中国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并成为文化内容的重要创造者。

国内外数据表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成效显著，激活了创新基因。在文化领域，随着数字创意产业被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互联网颠覆重构传统的生产模式、产品形态和运营服务，大量文物、非遗等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活化”，更多蕴含中国智慧的创意产品收到海外订单。未来，产业延伸与升级的每项成果都需要知识产权的加持。

专家建议，政府、权利人、运营平台、公众、法律部门和相关机构等利益相关方参与共享、共治，整合行政、社会、法律等各类资源，构建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其中，政府层面应加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市场监管与法律监督工作的协调；持续开展“剑网”等行动，设立“红黑名单”，注重价值观引导，强化对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细化行业规范，主导建立诚信机制，开展信用评估定级工作；适时开通维权热线，拓宽中小微企业维权渠道，综合运用仲裁、调解、协商等多元手段增强执法实效。文化行业应以行业组织为指引，鼓励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发挥大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助力形成自觉遵守规范、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营商环境。

业内人士指出，在法律层面，应尝试建立对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继续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加紧著作权法的修改，完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规则，探索优秀传统文化、民间文艺等的保护途径；扩大典型案例的社会影响力，着力探索促进新技术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法律保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