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片降准呼声！降准空间有多大？下限竟然是6%，三道门槛约束

这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全世界都在陆续跟随美国加息，唯有中国市场一片降准的呼声！

16%，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确实很高。有人说，这个水平是全世界最高水平。也对，因为世界主要央行已经普遍取消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代之以存款保险制度。而模糊的中国存款保险条例聊胜于无，且实际执行结果并不理想。实际上，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在无形之中承担了存款保险制度的职能。

降准要降到多少？看看历史，曾经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度降低到了6%，而且持续时间长达4年之久。

但是，这一波调整，会不会像98年金融危机一样操作呢？陆续降到6%呢？

或许有人觉得，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非常有必要。但是，实际上，降准或者扩大MLF等举措，来实现扩大社会流通货币的目的，还要通过MPA考核和房地产限购两个关口。远远不如直接降息，来得简单粗暴。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存款准备金是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的需要，而在央行存放的款项。

存款准备金率则是指央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

从理论上来说，货币乘数是存款准备金率的倒数，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则货币乘数会扩大。

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存款准备金率微小的变化将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变化，能够迅速达到中央银行的既定目标，同时对经济的冲击也比较大。

打比方说，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为10%，就意味着金融机构每吸收1000万元存款，要向央行缴存100万元的存款准备金，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为900万元。倘若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0%，那么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将减少到800万元。

很明显，在存款准备金制度下，金融机构不能将其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于发放贷款，必须保留一定的资金即存款准备金，以备客户提款的需要，因此存款准备金制度有利于保证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正常支付。说白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就是为了维护市场信心，减少挤兑风险。

截至目前，全球共有 110 多个国家实行了存款保险制度，该制度在保障存款人权益、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最后贷款人制度、宏观审慎监管一起构成了金融安全网的三道防线。

与此同时，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中，很多都没有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或者只对特定领域的存款征收一定比例（一般不超过5%）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5月，中国开始实施《存款保险条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实行限额赔付，最高偿付额为 50 万元人民币。据央行测算，50 万元的偿付金额可以使 99.63% 的储户存款获得存款安全保障。

然而，该条例一共 23 条，内容过于单薄，许多问题比如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具体设置、保费的计算与征收、投保机构的权利保护以及存款人的救济等还未具体明确。这些不足之处使得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从实际执行结果来看，也并不理想。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担当了存款保险制度。

降准和MLF本质都是央行扩大再贷款的工具

显然，降准就是提高基础货币的货币乘数，而MLF等基础货币新创造工具则是提高基础货币的货币规模。本质上看，降准和MLF本质都是央行对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的工具，用比喻来说，就是降准是“油门”，MLF则是“油量”。

降准和MLF，这对组合又和外汇占款有特别密切的联系。

2001～2009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发行的基础货币曾经一度超过当年基础货币增量的100%，以至于央行不得不通过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回笼基础货币。特别是在2004～2006年，这三年，央行资产负债表项下的外汇占款分别增加了1.6万亿元、1.6万亿元和2.2万亿元，占到当年基础货币增量的268%、295%和166%。

这期间，央行也开始不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2003年9月的6%提高到7%，到了金融危机之前达到了18%。随后，金融危机的出现，陆续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但是，2009年起，通过外汇占款渠道创造的基础货币占当年基础货币增量的比例始终维持在120%之上。所以，2011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最高达到了21.5%。

但随后，外汇占款出现萎缩，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开始下调，到2012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创造的基础货币仅占当年基础货币增量的15%。尽管，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在2014年6月底一度达到39932亿美元的最高峰。

到2015年之后，在经常项目顺差收窄、资本项目流出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外汇占款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缩减了2.2万亿元和2.9万亿元；2017年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仍然缩减了4637亿元。到目前为止，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从2011年的峰值21%下降到了16.5%。

与此同时，面对外汇占款渠道收缩造成的基础货币缺口，央行相继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SLF）、抵押补充贷款（PSL）、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工具。

这些工具的本质都是央行对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本文简化地将其统称为基础货币创造的“央行再贷款渠道”。2016年和2017年，央行通过再贷款渠道创造的基础货币量分别达到5.8万亿元和1.7万亿元，分别占到当年净增基础货币量的159%和150%。央行再贷款渠道在基础货币创造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部分抵消了外汇占款渠道收缩的影响。

显然，从这个角度看，降准和MLF，这对组合本质都是央行扩大再贷款的工具。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限在哪里？

孟子曾经说过，引而不发，跃如也。前一段的扩大MLF抵押品范围，和潜在的降准，都是引而不发，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在何时？可能是还是外汇占款问题上。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5月货物贸易顺差不足千亿美元，同比大降26.8%。而1-4月服务贸易逆差却达近千亿美元，1-5月服务贸易逆差极有可能超过货物贸易顺差，因此前五个月经常项可能已经逆差。全年经常项顺差可能大幅收窄甚至不排除出现逆差的可能性。而这还是仅仅在中美贸易问题充分暴露之前，商品出口提前的情况下出现的局面，一旦全年逆差局面形成，外汇占款增量进一步萎缩，基础货币发行势必要在央行再贷款渠道下进一步放大，才能维持。

所以，就如同2004～2011年，提高法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样，中国的降准势必将进一步加快。

从上述情况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上限是在2011年21.5%，下限是1999年6%。当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6%。

如果按照最下限的6%来看，还有10%的下降，可以下降10个百分点。如果每次下降1个百分点，就可以下降10次，如果每次下降0.5个百分点，就可以下降20次。

当然，如果按照1998年的节奏，存款准备金率一次大幅调整5个百分点，由之前的13%下降到8%。与此同时，1998年3月25日，央行开始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

当时，主要的背景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银行坏账高企，国内需要去产能。现在看看今天，似乎又重新回到起点。

所以，从力度上看，今年下半年或者2019年，不排除出现更大力度的降准，比如2%。

通过降准扩大货币总量并不能随心所欲

目前，资本充足率、存款保险费率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维持银行稳定的基本措施。一般来说资本充足率越高，则所需的存款保险费率越低，银行为减小成本，都希望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减少所缴纳的存款保险。

在国内，央行MPA重点考核包括了七大类共有14个指标，重点也是在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方面。中小银行成为MPA考核难以过关的重点部门，而高速广义信贷扩张导致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杠杆不达标是导致评估不合格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图片来看，2013年之后，中小银行对于非银部门的债权比重快速上涨，目前比重已经达到了75%左右。这些中小银行是央行MPA考核的重点银行，也是需要加大补充资本金的重点领域。

上文中已经谈到，央行是通过MLF等基础货币发行途径，增加了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券的方式来，释放基础货币的。但是，这些MLF货币是有利息的，不会直接增加社会流通货币，是需要通过银行贷款实现。简单来说就是，“央行—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线性传导实现的。

显然，通过降准和扩大MLF实现社会流通货币的增加，面临两个约束：

1、 MPA考核，尤其资本充足率要求。

2、 效率识别能力。

基础货币的配给效率高度依赖于央行和商业银行的效率识别能力：如果商业银行能够识别出经济中不同行为主体的效率高低，同时央行也能识别出不同商业银行识别能力的高低，方能保证基础货币乃至广义货币的配置效率。这两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影响货币的配置效率。

从历史上看，商业银行的效率识别能力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上，而其他行业低薄的收益，甚至可能都难以覆盖一年期MLF3.3%的利息成本。根据国务院参事夏斌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银行放款多需担保抵押质押，而这些贷款中，用房产，用厂房，用土地做抵押贷款，占到整个贷款的30%到40%。

如果房地产市场不放开，房地产销售面积上不去，则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仍然难有大幅提升。上述“央行—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线性传导链条，就难以实现。

显然，如果想扩大社会流通货币，降准要通过MPA考核和房地产限购两个关口。远远不如直接降息，来得简单粗暴。

储蓄存款是硬约束

相对上述两个“软约束”来说，储蓄存款才是硬约束。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居于世界第一位，但这个局面在近年来开始生变。居民储蓄增速近些年下降幅度较大，从2010年以前的16%下降到了2017年的7.7%，增速降至历史最低值。央行最新数据显示，4月居民存款大降1.32万亿元，为历史单月最大降幅。

有人将银行业务比作“自行车”。自行车的前轮好比是贷款，后轮就好比是存款，而脚镫子就正好像是银行的自有资本金。银行这架“自行车”正是由脚镫子(自有资本)驱动后轮(存款)再由后轮驱动前轮(贷款) 的。

如果说，MPA考核是考核脚镫子，那么储蓄存款在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势必出现持续下降的局面，4月份已经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信号，他明确告诉我们，一旦存款增长势头出现逆转，人们的心理预期会发生改变，出现挤兑风潮的概率将大大上升。届时，在无形之中承担了存款保险制度职能的法定存款保证金率，会到多少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