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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进程与现实问题

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左翼文学发展十分迅速，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不仅生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话语，而且其声势也已经盖过了在中国曾经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文论。１９４９年７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即将被选为“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他的“总报告”中自豪地宣告：“五四”新文学经过三十年发展，“封建文艺”已经“在理论上解除武装”；“国民党法西斯文艺”“受到全国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唾弃”；“欧美没落的资产阶级文艺”“已经完全破产”，新中国文艺的历史使命，就是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基本方针，“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这种判断并非仅仅基于一个胜利者的乐观与自信，而是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的。

然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有逐渐弱化的危险。这表现在与各种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相比，甚至与中国古典文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出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少。而且，在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中，多数人实际上关注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真正把注意力放在２０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上面，对其理论内涵进行总结，把其基本理念与立场作为自己的文学理念加以坚持的学者；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运用于中国当下的文学现实，努力去创新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当一些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难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进行反驳，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的学者，也比较少见。

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就外部环境看，首先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多元开放，大量在西方产生的新的理论思潮涌入国内有关。国外思潮的大量涌入，使得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激烈的理论竞争。而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理论界又存在着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过于迷恋的倾向，整个文论界在追逐西方理论话语的过程中，对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形成的中国“新文学”的理论传统，缺乏正确的评价与应有的信心。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现实语境的变化与文艺状况的变化都是十分惊人的。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文学作品在文本存在形态、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等方面都与之前产生了很大的差别。媒体融合所引发的文学传播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巨大变化，也对原先的文艺理论范式提出了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之前形成的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文论话语，其原有的概念体系与研究范式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局限性。

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自身也有许多应该反思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中国之初，就把关注文学实践、指导文学实践作为最重要的理论诉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往往有着十分明确的文学立场与文学主张，对自己时代的文学发展也有着强烈介入的意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成仿吾、周扬、胡风等等，大多兼有作家、批评家与理论家多重身份，身处影响巨大的文学社团之中，是引领时代文学思潮的核心人物，其鲜明的理论主张对特定作家的创作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影响力。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实践品格。然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许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缺乏与批评家、作家以及当下的文艺作品、文学现实对话的兴趣与能力。当文艺理论家的理论研究既不结合具体的文学实践，又不试图介入与影响新的文学实践时，就很难产生应有的影响，更不要说去主导一个时代的理论话语。

（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