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四年里，人们认为和平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全球兴起的权利运动及其代表的权利观，指向了人们与自称能够代表他们的组织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这对战后国际关系带来了实质性的挑战，但这种挑战还不至于无法克服，因为战争结束后各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然而总体来说，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只顾本国利益的解决方式，这造成了各国之间互相的敌意。1918年，尽管人们真诚地渴望和平，但曾经有别于战争的国际合作，正逐渐被狭隘的国家利益所取代；“战争”的国际主义逐渐让位于“和平”的民族主义。1918年1月至9月的和平谈判基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而随后1919年巴黎和会上所签署的和平条约却与之相去甚远，这大概是造成战争前后人们对国际合作与国家利益观点变化的原因之一。
威尔逊呼吁各国开展新型外交，他认为双边结盟和秘密条约是引向战争的原因，必须摒弃；而走向和平的有效方法是借助“国际联盟”这一新的国际组织的力量，从而解决国家之间的争议与矛盾。美国人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曾短期内担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他在1919年指出：“如果我们现在的处境还有缓解的希望的话，那么这个希望就是国际联盟。国联能否凭借它定义模糊的权力，通过渐进的改革方式磨平条约的棱角，促进持久和平呢？”尽管美国对“新”思想和“新”价值观的呼吁显得很崇高，但事实上，这个致力于推动国际仲裁的政府间组织主要起源于英国，而威尔逊对自决的呼吁所起的作用不过是让业已存在的“自治”走向国际化罢了。由是，美国既快速又牵强地获得了世界领导力。当威尔逊还沉浸在欧洲城市为巴黎和会的开幕而举办的“胜利庆典”中时，在美国国内，他的民主党已经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随之而去的还有美国对这一新国际秩序的支持。
美国国会不仅仅否决了国际联盟，还拒绝批准巴黎和会上的大部分多边和平条约：《圣日耳曼昂莱和约》《特里亚农和约》，甚至还包括《凡尔赛和约》（美国在1921年与这些国家分别签署了双边和约）。这时，人们对《凡尔赛和约》的期待很快就落空了。条约在德国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尤其右翼势力对其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他们也难以接受威廉帝国的战败，认为直到1918年夏天战局才不利于德国。如果说德国经济的失败点燃了通货膨胀的星火，那么魏玛共和国迎合德国社会需求的做法，以及同盟国施加的赔款要求，则使得德国人民的怨愤燃烧得更旺。“十四点原则”中并未提及任何赔偿，尽管这种战争赔偿是很常见的，而且德国在1871年普鲁士对法战争中早已获利。但德国仍然难以对此忍气吞声，因为战争罪条款被写入《凡尔赛和约》，使得这种赔偿成为合法化的程序要求。在起草条约的过程中，许多国际法学家和历史学家站出来反对将德国归为一战爆发的唯一罪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受到了德国外交部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赞助。当然并没有任何条约真的把所有罪责推到德国一国之上。随后，许多官方文件被挑选出来进行编辑，甚至被篡改。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于1919年发表了其精彩绝伦的著述——《和平的经济后果》。在书中他支持了德国对《凡尔赛和约》体系的不满，这一观点在国际媒体中广为流传。巴黎和会的参与者在其日记和后来的回忆录中的观点，美国战后进行的关于军火商在参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的官方调查等，都支持了凯恩斯的立场。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一观点的蔓延已经推动人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一战的爆发实属意外，没有国家应当受到指责。正如英国战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roge）在其回忆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各国都在战争峭壁的边缘滑行”。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巴黎和平协议公信力的破坏，同时也帮助德国政府有力地反击了《凡尔赛和约》。
条约中包括了对德国军事力量的削减条款，解除其海军，并对莱茵河地区非军事化。德国还放弃了含有约700万人口的2.7万平方英里土地，失去了包括坦噶尼喀、西南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海外帝国领土。在其边界附近，德国向法国归还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从西普鲁士中割去了一片领土，作为新成立的波兰通向海洋的“波兰走廊”。在这一走廊的末端，正是汉萨同盟曾经的商贸城市但泽，但它当时已经成为国际联盟监管下的自由城市。在1933年之后，这些条约更多地被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拿来当作修订条约的借口，并成为他们建立一个种族帝国的奠基石。
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中的“自决”原则同样对未来的和平至关重要。“自决”被认为是国家的权利，以语言划分的人类族群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形态。对威尔逊和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新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àš G. Masaryk）在内的中东欧自由民族主义者而言，“自决”可以为新共和国奠定议会民主的基础，同时促进道德和文化的复兴。但是，该地区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的高度混杂，使得威尔逊的这一提议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少数民族不受保护，民族矛盾激烈，都危害了个人的民主自由。
奥地利和匈牙利同样遭受了领土损失，随后也与德国一道强烈呼吁对和平条约进行修订。但正如英国参会代表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所言，奥匈两国的人民和土地只是这场博弈中的爪牙，甚至仅是奴隶。人口稠密的多数族裔获得胜利，而少数族裔却丧失了以往帝国提供的保护，处在风雨飘摇中。德意志民族并非是德国土地上的居民，例如新加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人民，但他们也开始以“民族自决”的名义要求加入德国。而在欧洲安全方面，各国边界的重新整合使德国获得了地缘战略优势：德国东部边境曾经面临着许多强大的帝国，而现在它们早已分裂成动荡不安的民族国家。
战胜国并不一定是巴黎和会的“赢家”，同样，战败国也并非都是和会上的“输者”。正如尼克尔森所言，领土解决方案仅仅依照大国间的协调和妥协达成，因此同为战胜国的意大利和日本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1915年伦敦秘密条约曾将达尔马提亚海岸许诺与意大利，但最后这一海岸被南斯拉夫收入囊中，这个消息让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埃曼努尔·奥兰多（Vittorio EmanueleOrlando）愤怒地走出了巴黎和会现场。在意大利国内，这一消息也激怒了成千上万仍然陶醉在战时爱国主义热情中的年轻人，让民众更加确信意大利中间派政党无法实现自己的要求。在1922年，这种氛围帮助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逐渐掌握权力。他是一个冷酷的政客，大胆的民族主义者，利用意大利的大萧条和政治动荡获得了选举资本和金融资本。他的座右铭是“敢于尝试一切”，其法西斯政府也成为首个在和平时期尝试重塑社会和政治，以实现战争的组织化需求的政府。随后，亚洲和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独裁主义运动也开始模仿墨索里尼的做法。日本对领土条款也表示不满，但其未能成功获得列强对国际联盟盟约种族平等条款的支持，使得日本对和会安排存有深深的不公平感和愤怒。
尽管巴黎和会的代表们认为国联仅仅是临时安排，而且德国和苏联也并非创始国（德国于1926年加入国联，苏联于1934年加入），但其实很多困难本来确实能够通过国联的制度得到解决。很大程度上，世界上第一个政府间组织并没能开辟出新的外交道路，反而重蹈了1914年之前的覆辙。从这层意义上说，尼克尔森一句著名的言论反映了一定的事实：我们初来时，对即将建立的新秩序满怀信心；我们离开时却已觉悟，新秩序不过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国际联盟实际上只是致力于加强成员国权威的国家联盟，而非挑战列强的权力。国家主权的首要性被写进了国联盟约中，也嵌入了组织架构和制度实践里。国联呈现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图景。
国联成员的权利的确严格按照这一原则进行规定，其行动的前提条件是全体成员的一致同意，或至少在强国之间统一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国联成功地推进了许多前沿领域的发展，例如卫生、金融和经济，而且也确实为一些小国参与对其重要的议题讨论提供了平台，尤其对于那些以国际主义为主要民族认同的国家来说，例如爱尔兰和挪威。但是种族问题仍然影响着国联以及世界各国，而且，亚非国家的成员身份也不过是装饰门面罢了。国际联盟是当时既定国际权力格局的真实写照——当美国放弃了国联之后，英国和法国便成为了该国际组织的领导者。而美国背弃了对法国安全的承诺，使得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坚称巴黎和会的结果决定了世界格局的现状，这让国际机制的前景雪上加霜。英国的政策也未能“安抚”法国，因为美国的行动为英国提供了跳出欧洲、重新确立本国安全为第一位的机会。尽管英国仍然承诺为法国提供边境安全保障，但是英国担心自己被卷入到了法国的外交政策中难以脱身，也不愿陷入法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所谓“小协约国”泥潭里。法国苦心孤诣，希望拉拢任何可能赢取的力量来遏制德国对其东部边境的觊觎。但事与愿违，法国以互相担保为目标的自助行为，破坏了国联的机制，恰恰导致了4000万法国人和6500万德国人之间深层矛盾的升级。
（本文节选自《牛津二战史》）
《牛津二战史》
[英]理查德·奥弗里 主编
新华出版社 2018年6月
ISBN：978-7-5166-3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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