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新工业革命的挑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剧，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放眼全球，经济逐步陷入长期增长乏力困局。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几大发达经济体同时陷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尽管各国普遍采用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并大幅度提高政府杠杆率以刺激经济，但复苏的进程仍较为缓慢。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发达国家广义政府部门杠杆率从2007年年末的71.7%上升至2019年年末的109.3%,其中美国广义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从2007年年末的60.7%上升至2019年年末的103.9%｡十余年间，广义政府杠杆率上升超过40个百分点,政府债务规模超过了GDP规模｡几轮量化宽松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规模由2007年的0.95万亿美元扩张到2019年年末的4.38万亿美元；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扩张到三季度末的7.14万亿美元｡天量的政府债务和货币投放没能如愿拉动美国经济的复苏,2009—2019年美国实际GDP年均增长2.3%,仍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平均水平(1997—2007年美国实际GDP年均增长3.1%)｡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受到更大的冲击,前两个季度的实际GDP同比增速分别为0.32%和-9.14%,走出泥潭的前景黯淡｡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2020年9月的长期预算展望报告,如果基于当前的税收和支出法律,到2050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总额将达到GDP的195%,新冠肺炎大流行给美国未来30年的长期财政前景蒙上了巨大阴影｡可以说,肇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趋势性下移，世界经济陷入“低投资、低贸易、低资本流动、低通胀、低利率”的陷阱。基于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黯淡预期，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教授提出了所谓“长期停滞”假说，认为全球经济将长期陷入增长乏力的“新常态”。尽管空前的逆周期调节政策措施被广泛采用，但政策的有效性日益下降。老一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教授在2012年曾发文反思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并建议应慎重考虑财政乘数的效果｡总之,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大调整不断深化，全球债务不断积累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可持续。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这一全球经济调整趋势愈发明显，全球经济变局在不断深化演进: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已有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已经无法持续，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经历重要的调整和重组；高杠杆、低利率和不平等的全球金融困局愈演愈烈，政府债务再创新高已成定局；金融危机和疫情冲击下贫富差距扩大趋势不仅没有得到逆转反而呈现继续扩大趋势，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
聚焦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1952—2019年,我国GDP从679亿元增长到99万亿元,年均增长11.5%,创造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奇迹｡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从1995年的9.7%上升至2019年的66.3%,全球占比也从1960年的4.4%上升到2019年的16.4%,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全国居民人均收入也达到450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成功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当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9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4.5万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为3.9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63.5%,已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美国经济出现了深度衰退,而中国成功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全年仍有望保持一定程度的正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6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0年和2021年两年,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分别为-8.0%和4.8%,其中美国的经济增速为-8.0%和4.5%,而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1.0%和8.2%｡中国是唯一在2020年还能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大国｡根据这一预测,中国GDP在2020年将达到美国的73%,2021年进一步提升到75%｡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后疫情时代各国都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新定位。
于变局中开新局，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塑造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个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也必然会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中国需要积极进行战略调整以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形成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新发展格局。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从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通过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开放，中国也有力推动了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但是，随着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继续，中国经济发展之路很难再长久依靠外部的原材料供给和消费需求，传统外向型经济已经达到“边际效应”递减的阶段。而后金融危机时期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等全球大变局的关键“变量”，更是强化了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必要性。“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立足于深刻理解当前世界体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在变局中开新局，提出的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要求和重大战略部署。新发展格局要求依靠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格局，并以此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和全球经济运行新秩序。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局”，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经济供给体系、经济需求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都将面临重大调整。
首先，从供给体系看，新发展格局要求中国突破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进行产业基础再造以加快形成创新引领、协同发展、高效安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而言，这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着力:一要深化科技、教育和产业创新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的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努力打破长期以来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形成的国际生产分工地位，再塑新优势，不断促进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逐步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二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解决“脱实向虚”结构失衡，畅通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循环，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三是持续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实现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级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提高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经济中的占比，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四是重视经济安全，既要保证粮食和能源等大宗商品的稳定供给，又要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控；五是积极探索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积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六是加快建设现代化流通体系，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商品和资源有效集散、高效配置、价值增值、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实现分工深化、交易扩大、供需互促、产销并进、效率提升的经济良性循环。
其次，从需求体系看，新发展格局要求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构建和完善内需和外需互相促进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新型消费体系。这就需要积极推进以下改革并完善相关政策:一是围绕公平竞争建立市场体系高效运行的基础规则，保证市场主体之间公平竞争，充分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产业政策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营造各类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二是通过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竞争政策作用等，积极融入新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持续放开市场准入，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使国外更加依赖中国的产品消费市场和要素供给市场，以实现国内国际互相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三是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在新型城镇化中加快消费转型升级、塑造现代化新型消费体系，多措并举大力促进消费数字化转型，促进网上购物等新型消费业态的发展和不断开发新的网络消费形态和服务场景。四是构建政府自身消费与社会性消费、公共消费与居民消费、公共消费与公共投资三方面平衡的消费体系，合理增加公共消费，重视增加在教育、医疗、社保和就业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提升民生公共服务的质量，从而为持续释放居民消费需求创造条件。五是持续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是加快“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的投资，围绕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新型消费基础设施，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现代化基础设施。六是为消费者营造放心消费、敢于消费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消费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提升市场监管效能，实现信息共融共享，降低维权成本，抑制房价和居民杠杆率的继续上涨。
再次，从收入分配体系看，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是基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收入分配已经成为当前诸多国内国际问题的潜在影响因素。近几十年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都在不断恶化，这导致了消费需求不足、创新供给不足、金融体系不稳定性上升等后果，同时还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社会撕裂，等等。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内居民收入水平提升速度与经济增速并不匹配，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还亟待提高。这些问题都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完善内需体系、畅通经济循环、形成新发展格局在收入分配领域的重要要求。为此，一是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通过财政改革降低生产税占比，通过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二是坚持就业优先的政策导向，将“稳就业”作为政府头等重要的工作积极落实，积极拓展就业渠道，鼓励创新创业，切实提高居民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三是加大再分配力度，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机制，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水平。
最后，从宏观调控看，新发展格局要求建立财政金融外汇政策相协调、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开放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围绕形成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当前尤其需要重视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中国金融体系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避免与美元脱钩的风险。我国金融体系虽然也经历了几十年较快的发展过程，但金融体系结构和国际影响力均没有实现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水平。在金融体系结构方面，资本市场和长期投资者发展不足，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中国的保险和养老金市场发展不足，总规模尚不足美国的10%。在美国金融体系中，居民大量持有保险和养老金资产，保险和养老金再投资于资本市场，长期持有企业股票和债券，并根据市场收益率在股权和债权市场中均衡配置。这一体系具有自身稳定性，且为企业解决了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结构存在缺陷，仍是以银行为主体，不能适应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要求。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支付清算、外汇储备中都排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仅为全球第五大货币，只能在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一定影响力，仍处于边缘地位。在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全球金融话语权、对他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以及国际金融产品定价权等方面，中国仍是“被动接受者”，对外影响较小。我们必须在“大变局”中发现新机遇，提高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质量和全球影响力。为此，我国要积极研究全球金融体系的运行逻辑，完善人民币汇率体系。同时，我们还应该以数字货币走在世界前列为契机，积极发展国际通用的电子货币体系，率先引导国际化的数字货币应用。另一方面，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应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保持定力，保持政策空间，降低逆周期调节政策的负面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纷纷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和极度宽松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试图快速实现经济复苏。货币政策利率一降再降，甚至在某些央行已经达到负利率水平，财政当局大量发行国债，央行大量购买债券为经济注入流动性。非常规的宏观调控政策虽然在短期内部分恢复了通胀水平，但经济增长和就业依然乏力，菲利普斯曲线已然失效。大量非常规货币政策被滥用，已失去了逆周期调节的效果。大量的流动性和过低的利率不仅扩大了债务规模，同时催生了资本市场泡沫，再次引发系统性危机的风险很大。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始终保持着政策主动权和政策空间，没有实行非常规的逆周期调节政策。2015年以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宏观杠杆率止住了2008年以来快速增长的势头,实现了杠杆率基本稳定的目标｡过去几年的主动去杠杆为当前我们应对世纪性疫情冲击创造了大量的政策空间,2020年上半年尽管宏观杠杆率大幅攀升，但仍低于几个主要发达国家水平，仍具有较大的政策操作空间。在构建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战略下，我们应继续完善宏观调控框架，探索建立符合中国经济特点的宏观调控体系。
总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于变局中开新局”，加快形成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战略思考。即将到来“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起步期，也是开“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局”关键时期。“十四五”规划需要为如何开“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局”进行科学筹划，这将对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谢伏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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