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史，集中介绍美国外交观点、观点的提出者以及观点提出时所处的情境，并分析了这些观点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笔者意在确定和阐释１９世纪末以来构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议性观点，并对其加以评论。１９世纪末，凭借在美西战争中的胜利，美国宣称自己真正为一个强国。笔者试图通过叙述９名智力超群者的历史经历，来达到上述目的。这９名人物包括：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伍德罗·威尔逊、查尔斯·比尔德、沃尔特·李普曼、乔治·凯南、保罗·尼采、亨利·基辛格、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贝拉克·奥巴马。上述人物关于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观点和分歧构成了美国自内战（马汉曾参与美国内战）至今的外交关系史。尽管每一章都着重阐述一名人物，但文中采用了大量的对话体，而非传记体。每一名人物都有意识地参与到了塑造世界的过程之中，他们制定战略，力图利用国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或通过一次国内重整来实现国家的再次发展——来“塑造”一个能够使美国在其中繁荣发展的世界。
笔者意识到，在使用传记式框架撰写一本书时，一些选择看上去会比较随意和武断。伍德罗·威尔逊、乔治·凯南、亨利·基辛格、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贝拉克·奥巴马等人作为个体都是众所周知的美国外交政策塑造者。毕竟，总统与高层政策顾问不太可能引起对本书选取人物的标准的怀疑。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及其搭档阿摩司·特沃斯基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可得性启发法”，应用于本书中，意即，如果一个名字易于辨别，那么这个人一定非常重要。但是，阿尔弗雷德·马汉、查尔斯·比尔德和沃尔特·李普曼并不是那么著名的人物，没有扮演直接的政策制定角色，因而需要进行更多的说明。
马汉的观点在今天依然适用。他的观点具有永恒的特质，如同修昔底德、孙子、马基雅维利、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作为《海权论》（ＴｈｅＩｎｆｕｌ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ａＰｏｗｅｒｕｐ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这部开创新著作的作者，马汉在战争、贸易以及海权的极端重要性等重大问题上拥有卓越的见识，以至于他的观点可直接作为决策来使用。在第一章，我本可以讨论西奥多·罗斯福、亨利·卡伯特·洛奇或国务卿海约翰等人，他们均在１９世纪末展现出了强有力、有影响力的外交卓识。但是，就覆盖范围和原创性而言，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任何一个贡献都无法与马汉相匹敌。受到“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启发，马汉提出了史无前例的“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一个无须正式吞并大量领土的经济文化帝国。他的著作和文章激发了人们对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期间及以后美国扩张的讨论。
直到伍德罗·威尔逊开始抵制马汉世界观中的物质主义和非道德性——总统先生认为这种对英国实践的狭隘仿效背叛了美国的承诺——美国的外交政策才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思路。１９１３年，威尔逊出任总统，此时他的外交政策理念尚处于早期阶段。１９１７年，他不得不对德宣战，这简直是国际事务领域的一场革命。关于如何在德国战败后将其纳入国际体系之中，威尔逊试图达成一种“没有胜利者的和平”，通过广泛的合法性来拒绝惩罚，确保战后稳定。更宽泛地说，威尔逊认为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是避免灾难性战争再次发生的唯一可靠的方式。在巴黎和会上，总统表示，希望促成“科学的和平”。
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的愿望在自己祖国的土壤上枯萎了，因为美国又回到了其长期存在的传统上，即在一个舒适的距离虎视眈眈地望着欧洲强国。想要研究美国外交政策，那么你必须了解发生上述转变的原因，并深入探索孤立主义的真正历史内涵而非众所周知的含义。因此，本书接下来探讨了历史学家、政治学者查尔斯·比尔德。比尔德认为，马汉和威尔逊是鲁莽的干涉主义者——尽管超道德范畴的马汉的罪责更大，但他们都被自由贸易为美国带来的虚幻利益所驱使。在两次世界战期间，比尔德成为“大陆美国主义（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这是孤立主义的自给自足版本）最明确和忠实的提倡者。
在美国外交关系史上，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有许多人认为美国应当公开放弃参与会造成欧洲危机的活动，例如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尔德·奈、爱达荷州参议员威廉·博拉、飞行员兼美国第一委员会会长查尔斯·林德伯格以及电台牧师、煽动家查尔斯·考哥林等。但是没有人曾持续、连贯地探索过美国会如何从全球冲突和贸易模式中摆脱出来。（另外，林德伯格和考哥林受到原始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影响，看待问题粗陋浅显。）比尔德在三四十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图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证明整顿能够使美国（所有社会阶层）更加健康和成功，并且成为其他国家的指路明灯。
当然，比尔德的“大陆美国主义”以及其他孤立主义者不那么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没有等来属于自己的一天。反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带领美国迈向了激进式全球领导的时代——这也直接使得美国成为如今全球关键的角色。然而，虽然罗斯福的任期对美国外交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们很难以某个重大战略或战略家来定义罗斯福或他的任期。总统本人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凯南后来称罗斯福为“一个才疏学浅但极具勇气和魅力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对总统的政治判断力进行客观评价。而在政治判断力方面，罗斯福要远胜于凯南。罗斯福擅长即兴演讲，而且非常看重个人外交；他坚持着一些固定的原则，但界限比较模糊，据他解释，在必要的时候，要以大局为重。罗斯福在１９４２年说道，“你知道，我是个骗子。我从不会让我的右手知道我的左手要做什么……我可能对欧洲有一个政策，对北美和南美又有一个完全相反的政策。我可能会反复无常，并且我也非常乐意去误导人们，去说一些谎言，只要能赢得战争。”
在需要时，罗斯福会说谎，会利用一切有助于实现目标的想法。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５年，最具原创性的外交政策理念都来自罗斯福政府外部。因此，笔者另起一章，讲述记者沃尔特·李普曼。李普曼是从卡尔文·柯立芝至林登·约翰逊期间美国最博学、最受爱戴、最受信赖的新闻记者，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扮演多个角色。他为罗斯福拟定了一份关于为英国提供航材支援的极具说服力的论断，以至于一名来自《圣路易斯邮报－遣使报》的记者威胁要调查李普曼在“这个将美国卷入战争的阴谋”中所发挥的作用。自１９３９年开始，李普曼就借助“今日与明日”辛迪加专栏提供了令人叹服的降服德国与日本的战略理念。之后１９４３年，李普曼又出版了《美国外交政策：合众国之盾》（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Ｓｈ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一书，该书畅销近５０万册，并在《读者文摘》上连载。李普曼从马汉的观点中汲取灵感，批判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同时极力反驳了比尔德的孤立主义。相比于一名卓越的战略家，罗斯福更需要一名公众舆论塑造者。虽然李普曼与罗斯福并未蓄意合作，但两人的目标却愉快地重叠了。
凯南与李普曼有许多共同的观点，但两人首次有交集却是因为一次激烈的争执。李普曼认为延续美苏的强强联盟对于维持战后稳定至关重要。１９４６年，凯南指出这种观点太过天真。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任职时，凯南向华盛顿发电报表示，他认为斯大林一定会牺牲美国的利益来扩张自己国家的实力，因此，必须抵制苏联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的内在驱动力来自民族主义、对容易被攻击的深层恐惧以及救世主似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这封近６０００单词的长电报是美国国务院历史上最著名的信函，它在华盛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年后，凯南以字母“Ｘ”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匿名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联外交行为的根源”的文章。该文章详细阐述了“遏制”战略，并将苏联比喻为一个发条玩具，它会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不停地走下去，除非有一个障碍挡住它的去路。很快，人们便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凯南。大部分人都称赞他的观点，只有少部分表示了轻蔑。
李普曼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整理成书出版，书名为《冷战》（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冷战”一词由此流行起来——来抨击凯南的“遏制”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战略性暴政”。由于无法在一些次重要性领域持续承担责任，长此以往，会将美国置于危险境地。凯南被李普曼的攻击深深刺痛，但他后来也开始赞同李普曼书中的大部分观点。凯南认为有远见的外交政策需要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直觉力，但不知为何他竟然留下了一份模棱两可的文件，它很像一幅蓝图，似乎在等待着被人误解。凯南是美国在“冷战”期间所采取的关键战略——遏制——的主要作者，同时也是以“冷战”名义所作出的决策的最强有力的反对者之一。
凯南卸任后，尼采继任政策规划署署长一职。尼采发现，在他担任最高机密ＮＳＣ－６８（官方名称为：“美国国家安全目标与方案”）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席期间，他只是在充实前任的观点。ＮＳＣ－６８是一份重要政策文件，由杜鲁门总统在１９５０年签署生效，但凯南却非常不喜欢这份文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尼采都认为，通过结合心理学分析与系统分析，可准确地对苏联的能力（进而是其意图）进行评估，并与美国的军事能力相比较，从而对苏联的攻击形成威慑。他将这种计算方式描述为“力量的消长”，并且他通常认为，苏联的力量要比公众所认知的更加强大。ＮＳＣ－６８认为苏联的主要目标是“彻底颠覆或暴力摧毁非苏维埃世界国家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并建议说美国对此的适当回应应该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并结合反对“第三世界”共产主义的强烈意愿。ＮＳＣ－６８完成后两个月，朝鲜侵入韩国，看来尼采被证明是正确的。
尼采在杜鲁门政府的最后几年发挥了中心作用。同时，他在整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也锋芒毕露，他谴责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允许苏联政府率先发展核军事与非核军事力量的行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利用尼采的“导弹式差距”概念给予尼克松毁灭性一击，ＮＳＣ－６８的逻辑也助推了肯尼迪与约翰逊的激进主义外交政策。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说中承诺“将付出一切代价……确保国家的生存与自由”，这正是ＮＳＣ－６８的要点。这些经过大肆扩展的外交政策特征为一些人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例如沃尔特·罗斯托。罗斯托在尼采时期发挥了影响力，是肯尼迪和约翰逊的一名得力顾问，同时也是笔者第一本书的议题。尼采对约翰逊意图将越南战争美国化的决定（这是李普曼和凯南的共同观点）有着极度矛盾的看法，但是，他的外交情绪无法从东南亚悲惨的战争中脱离出来。
亨利·基辛格认为美国不得不大踏步撤回尼采ＮＳＣ－６８文件所提倡的无法维持的承诺。在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以及之后担任国务卿期间，他始终鼓励对苏联采取缓和政策，减少美国的海外承诺，向地区性大国委派代表，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基辛格是一个两极化的人物：凯南称赞他所做出的努力，并建议他不要理会那些诽谤者；尼采痛恨他的世界观，并对他的爱国主义表示质疑。
与他人不同，基辛格提倡的外交政策价值观是“公信力”。他认为美军应当从越南撤离，但撤离方式应当能够向敌军和同盟军传达出美国依然是一股难以对抗的势力的讯息。通过轰炸和入侵柬埔寨以及轰炸北越（在平民伤亡的愧疚感方面比约翰逊政府要少一些。）达到了上述目的，同时美国军队也得以撤离，并将主要的防御责任留给了越南（南越）共和国陆军。除此以外，基辛格还针对智利的萨尔瓦德·阿连德民主选举政府发起了一场扰动战役，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在１９７１年的印巴战争中对孟加拉人犯下滔天罪行，并将美国的公信力牵强地应用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安哥拉，对共产主义代言人展开血腥残忍的暴行。基辛格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拥有真正卓越的洞察力，同时又存在鲁莽的好战性；他取得了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外交成就，还对超道德世界观如何带来不道德结果做出了生动的阐释。
如同基辛格，保罗·沃尔福威茨也是一名犹太知识分子，拥有常春藤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但两人的相似性仅限于此。沃尔福威茨认为，从战略和道德上讲，基辛格为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所提供的服务都是有缺陷的。沃尔福威茨赞同威尔逊总统的例外论，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是一股独特的道德、民主化力量，如果不这么认为，就是对国家理想的背叛。在他服务卡特、里根和两位布什总统期间，沃尔福威茨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即认为自己的国家有责任带领世界迈向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仅作为灯塔为他国照亮前路是远远不够的。
《塑造世界：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１６６－３４５２－３
［美］戴维·米尔恩 著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定价：７８．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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