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２０世纪新知识分子的代表，萨特和波伏娃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最神秘的一对伴侣。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相伴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爱情和友谊。
近日，由波伏娃记录的《告别的仪式》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录了让－保罗•萨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以白描的手法近距离地刻画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萨特晚年的日常生活，他为之奋斗到最后一刻的事业，以及他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态度。
从波伏娃的记录和后文的对谈中，也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到这对全世界最有名、最神秘的伴侣相处的方式，解答了围绕他们的诸多疑团。对喜欢波伏娃、喜欢萨特的读者来说，这些对谈的内容，能帮助读者深入解读、理解两人充满智慧的思想碰撞，以及平凡的日常相处之道。这是一本萨特研究者的必读书。
《告别的仪式》主要依据是波伏娃的日记，以及她从朋友的笔录和口述中收集的各种材料，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波伏娃和萨特一起看萨特，审视萨特的一生，回顾他的童年，他的成长，他的情与爱，他的乐与怒……这是一种个性化的审视，同时又尽量忠于事实，这是只有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且陪伴萨特走到人生终点的波伏娃，才能写出来的独家作品。
作为最接近萨特，也是对他最重要的女性，波伏娃在《告别的仪式》集中于萨特最后十年的生命周期。波伏娃记录了他的工作、思想、生活、旅行、饮食、病痛等等，虽不能说是事无巨细，但能从中看到波伏娃以伴侣视角所看到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萨特。这样大量的细节描述和记录，其他作品有关于萨特的作品中极为少见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萨特晚年健康每况愈下，他的心理转变，他对待疾病从初识到恐惧，从讳疾忌医到放下杂念，展现了一个伟大哲学家在面对生老病死时“普通人”的一面之缘，使萨特的形象更丰富，更多层次，也更真实，更完整。
波伏娃与萨特的对谈约占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对谈的源起是萨特六十五岁之后视力下降，后来几乎失明，虽然有心写自传，却无法完成。波伏娃提议将两人的谈话用录音记录下来，在整理成文。谈话由现实经历开始，最后上升到了哲学层面。
波伏娃和萨特一个大胆提问，一个知无不言，抛开了彼此的亲密关系，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爱情和友谊，没有提防，也没有设限，对任何问题都来者不拒，对谈中往往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将萨特哲学中最光辉的核心呈现了出来。
１９７０年，萨特６５岁。两年前的“五月风暴”虽然已经结束，但余波未平，深受该事件影响的萨特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概念。同时，他担任着数份报纸的编辑工作、参加集会、召开记者招待会支持受迫害人士、筹备电视纪录片，在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活动的同时，坚持从事文学创作。
但无法忽视的，是不断折磨他的各种病症：高血压、视力下降几、脑损伤、尿毒症……“我的健康资本已经耗尽了。我活不过七十岁。” “事实上我没有死，能吃能喝。然而作品已经写完，在这个意义上，我死了……”
日益炽长的焦虑情绪折磨着萨特。他想到了他的身体、他的年龄，想到了死。一个哲学家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疾病和死亡？一个终身践行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在波伏娃的记录后还附有她与萨特的长篇对谈，萨特借此机会回顾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和求学经历，并且梳理了对文学、哲学、阅读、写作、音乐、绘画、平等、金钱、时间、自由、生命等诸多主题的思考。
过去，他总对我说，如果得了癌症或是其他什么不治之症，他都希望“知情”。不过，他的情况是模棱两可的。他“处于危险之中”，但他会像自己想的那样挺到十年之后，或者，一切都将在一两年内完结？没有人知道。任何预设都无从谈起，他也没有可能更好地照顾自己。他热爱生活。承受失明和极度虚弱的状态，已经让他不堪负荷。确切地意识到威胁已经迫在眉睫，这只会给他最后的岁月罩上一层无谓的阴影。毕竟，我也和他一样，在害怕和希望之间摇摆。我的沉默没有把我们分开。
他的死却把我们分开了。我死了，我们也不能重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曾经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这已经很美好了。
——西蒙娜•德•波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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