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的增速回落，到2016年三季度开始触底，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进入中速平台后，我国经济增长不仅难度加大，而且市场经济建设的标准也要大大提高。
高质量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来源。
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增长来源
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迈克尔·波特在分析日本竞争力时提出，日本存在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竞争、效率很高的出口部门，还有一个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缺少竞争因而低效率的基础部门，这种效率差异很大的二元结构，成为制约日本发展的不利因素。就中国而言，这种情况不仅存在，而且更为突出。中国基础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长期存在行政性垄断，市场准入和竞争严重不足，效率低下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近些年来，这些领域也推动改革，时有反复，大的格局并未改变。部分企业的切身体验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国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高于美国一倍以上。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含义是，相对于分配差距适度，那些收入过低人群本来可有的需求空间得不到利用，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速。反过来说，如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够提高，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将会形成很大的需求增长空间，直接提供增长动能。相关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有所减小，但仍处在较高水平。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在于直接提高了消费需求。可以想象，如果贫困人口能够稳定脱贫，如果农村人口能够顺利转入城市，如果城乡低收入阶层能够逐步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将会释放出多大的需求潜能。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商品消费增长趋于平缓，但也不乏体现消费品质提高的亮点。与此同时，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进入快速成长期。在一线城市，服务性消费比重已经达到50%左右。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产业内分化加剧，市场份额和利润向头部企业集中，即使在一些发展不错的行业，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也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小企业困难增多的重要原因。
第四，前沿性创新。以往长时间内，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地化的适应性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由过去的主要“跟跑”，转为部分“并跑”，再到少数领域“领跑”。前沿性创新较多集中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在这一领域，与过去历次技术革命不同，中国总体上与先行者的差距不大，部分领域还处在领先位置。中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前沿性创新能够拓展潜在增长率边界，并对已有生产能力进行革命性改造，如互联网与各类实体经济的结合。中国在前沿性创新上的最大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
第五，绿色发展。在传统认识中，通常把绿色发展等同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缺陷的修补或纠偏。这样看来，绿色发展确实没有多少增长动力，甚至被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如果从传统认识中跳出来，换一个角度，把绿色发展看成与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并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就大不相同。绿色发展将重新定义产出与投入、收益与成本，力图将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转化为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关系，以更低的成本、更优的资源配置，提供更有利于人类全面发展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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