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来形容毫不夸张。在外部经济环境的压力和变数在增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上升的情形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承受了巨大压力。不过，在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人民币篮子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表现依然稳健。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人民币汇率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为各方所重视的一个关键指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虽在各阶段有所变化，但建立浮动汇率体制和机制的目标始终如一。浮动汇率机制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这已为世界范围内不同类型经济体的案例所证实。换言之，在世界总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即使没有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调节，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水平的调整就能有效推动经济体保持内部和外部的平衡。
只是，对人民币汇率，当下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贬值“破7”的危害性很大，将此视为一道不能突破的防线。每当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接近“破7”时，这种观点总会增加市场的某种紧张情绪。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汇率水平处于什么位置是合适的，经济学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模型会给出准确的答案。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宏观分析框架中，模型参数和假定的改变，就几乎可以产生想要的“任何水平”的汇率均衡解。但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不是学术上的文字游戏，政策决策者要充分考虑到整个经济体的内部的联动性以及政策对其他市场的溢出效应。这些年来，我国坚持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方向，并且人民币国际化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政策的制定与监管可兼顾长期的政策目标和政策的短期灵活性，用较小的政策代价，来取得最佳的政策效果。
依据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浮动汇率机制是抵御外部冲击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顺应市场供求关系和预期变化，允许浮动汇率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应该成为政策应对的合理选项。而以某个数值关口作为货币贬值底线是固定汇率理念的产物，会降低和减弱浮动汇率机制的作用和功能。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央行前行长周小川曾在回答提问时就很直率地表示，“ 7”不见得要当成汇率的底线，汇率也不必过分关注所谓整数位，中国依然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决定机制。“总体而言，如果把它当成底线，这可能有点反应过度了。”周小川前些天在另一个场合还表示，纵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经历了多个所谓的“整数关”，当时可能略有震动，但实际也无大碍。
在稍早时候清华经管学院的“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开放”的全球论坛上，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由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肖远企代为宣读的主旨演讲稿上说，“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中一直表现稳健，中国政府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性之间求得平衡，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郭树清表示，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是正常的，但从长期看，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不可能持续贬值。随着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人民币市场汇率将不断向购买力平价靠近，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
所有这些，都向市场释放了不容误读的信号：中国政府有意愿也有能力维护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不会成为我国应对外部短期冲击和扰动的政策工具，不会成为我国刺激出口的手段。这也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责任与担当。而从2015年迄今，央行在预期管理方面，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相关机制不断完善并较为有效。所以，在供求关系变化和市场预期看淡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出现一定幅度贬值，恰是人民币汇率弹性机制功能的具体表现，是弹性汇率机制应对外部冲击的合理反应。再说，我国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区间出现一定程度的下移也很正常。
除了外部风险因素持续压制市场情绪之外，当前人民币波动的惯性还可能源自年中购汇需求较为旺盛的势头。进入6月，在海外上市的中资企业已到分红季，虽然部分有海外收入的企业可动用自有外汇资金派息，但仍将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缺口，需提前购汇补充。而临近暑期，居民出境游逐渐进入旺季，也会导致用汇需求上升。然而，综合多方面因素分析，我国贸易顺差保持在高位，基本面支撑仍然有力，加上逆周期政策适时发挥托底作用，而美元触顶迹象已较为显著，这些都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稳定。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深化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会越来越大，越能更为有效地反映各种市场因素的均衡。（作者李翔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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