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场首现之
汤贻汾晚年重要诗词手稿册探赜
世称武臣能诗者，曹景宗也；武臣能画者，李思训也（谢堃《春草堂诗话》）。身为武将且在近现代诗画巨子中占一席之地的，汤贻汾是一个。清代著名画家、诗人汤贻汾（1778 - 1853）晚年诗词手稿册《琴隐集》、《师堀草》即将于2019西泠春拍呈拍。
这份特殊的“雨生贻墨”，收录了道光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838 - 1841）、咸丰元年至三年（1851 - 1853）间，汤贻汾所撰诗词二百五十余首，其中约三分之一未见刊行，内容涉及汤贻汾与戴熙（清道光、咸丰时期，与汤贻汾齐名的另一位山水画大家）、朱石梅、六舟等人的诗画题赠，在别业琴隐园、狮子窟与诸友的雅集唱和，以及太平天国战乱感怀，具有极高的文史、艺术价值。
道光二十七年（1847），汤贻汾七十大寿，众人欲醵资为之祝寿，汤言：“祝吾之年而寿以殇酒，曷若传吾之诗而寿金石耶！”
2019西泠春拍拍品
吴葭旧藏汤贻汾诗稿册《琴隐集》、《师堀草》（部分未刊）
（清）汤贻汾著
清道光咸丰间手稿本
2册 竹纸
开本：24×17.6cm 28.2×17.6cm
钤印：琴隐园（白）师堀主人（白） 汤鬻翁七十五岁后又号堀叟（朱）
鉴藏印：说剑楼藏书（朱） 吴葭之印（白） 稼农（朱） 吴（朱） 说剑楼藏（朱）
部分出版：《琴隐园诗集三十六卷 词集四卷》，（清）汤贻汾撰，清同治十三年（1874）曹士虎刻本。
说明：吴葭（稼农）旧藏，蓝色洒金绢面旧装，保存完好。
命运的确有迹可循么
汤氏著有《琴隐园诗集》、《琴隐园词集》、《画荃析览》、杂剧《逍遥巾》等。他有一个习惯，写诗时附诗注，多者达上百字，从所涉事件的年份推算出相关人物的年龄加以备注，这种独特的命运比照方式，往往在暗示或者印证某种历史绵延与断合。
道光十二年（1832）秋，55岁的汤贻汾罢官后侨寓金陵；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破南京城，已退隐的汤贻汾在76岁高龄，组织乡勇予以抵抗（首现拍场的这两册诗稿的创作大约也集中在这两个重要时间段）。如非事败殉节，1864年，87岁的汤氏将闻曾国藩率湘军攻占天京；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34岁的汤贻汾该以何种姿态接受大清灭亡与民国成立；1937年，160岁的他定再次怒起以抗日军兵临南京城下….
浙江衢州常山辉埠镇龙山
“琴室、琴台、栖云洞、万民石”等石景的命名均与汤贻汾有关。传汤贻汾曾在此琴台石抚琴。
本拍品局部
《琴隐集》辛丑（1841年）
当然汤氏命运在咸丰癸丑（1853）戛然一顿。太平军攻破南京，为示对清廷的忠诚，汤贻汾扶杖出门，投池自尽，谥贞愍。截至天京事变，清方阵亡高官达到数十位，上谥壮节、武烈、忠悫[què]、果毅诸种，以表捐躯报国的至上功荣。战争不可避免地以个体生命来结算，《金陵省难纪略》载：“数百万生灵，城初破死者盖已不下数十万矣。”
汤氏出生忠孝世家，祖父汤大奎、父汤荀业，因台湾林爽文起义殉职。乾隆六十年（1795），18岁的汤贻汾袭职，以“难荫”（清制，凡因先代殉职而录用其子孙的，称为难荫）出任浙江乐清协副将。道光十二年（1832），汤贻汾55岁，擢乐清副将，因病未赴任，退隐江宁，重设并寓居琴隐园，悠然尘外，时常与文人墨客聚作诗会。道光十九年（1839）夏，汤贻汾归里建忠孝祠。咸丰癸丑年（1853），投池自尽。
一生在军事上防御的他，在笔端努力地“去史诗化”。忠武家风，文人底色。作为文学家的汤贻汾，一直作着“去政治化”的努力。吊诡的是，其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官方话语系统全面肯定了。武进汤氏，传奇中的传奇。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身份被提前确认了的人，一个被命运预设的人。在他的手稿中，我们看到一个被命运书写的人在努力书写，以风雅倚声悲怆，直至归水出途。
关于杭州的诗与事
大麦岭苏东坡题名石刻
杭州浙江宾馆西北处的围墙外有一块岩石，尺寸不大，名气不小。约一平尺的石面上，楷书十五字题记：“苏轼、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天竺，过麦岭”，经过近千年岁月磨蚀现如今仍然依稀可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苏轼（1037-1101）在北宋熙宁、元祐年间，曾两度出任杭州的地方官。根据记载，杭州吴山宝成寺感花岩、水乐洞、慈云岭、七宝山一滴泉等地，都有其相关诗刻。
大麦岭苏东坡题名石刻现状
在杭州西湖，历代留下的有关苏轼书迹的题刻，最初为当时即刻之于石的；也有后人出于崇敬和爱戴，把苏轼笔下迤逦风光的诗句移刻到西湖美景中的；再有则是苏轼陷入政治清算风波（史称元祐党争），被权奸蔡京下令销毁其一切文集和书迹后，文化商人又有意将误录误传的赝作大书大刻，官禁私买，讹误冒名的。所以清代的苏东坡研究专家王文浩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写到“公书迹、石刻一项，最为难辨”。
本拍品局部
《琴隐集》辛丑（1841年）
题东坡西湖麦岭题名后
道光七年（1827）汤贻汾任湖州协镇，常往来于湖州、杭州之间，参加了杭州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东轩吟社。道光十二年（1832）汤贻汾从杭州归武进，即诗注“我五十五自杭告归”。在杭州期间，他观览了大麦岭那块被认为最著名的苏轼题诗原刻，抒情的同时也作了一番比对考证。大麦岭题名刻石从南宋施谔编撰的地方文献《淳佑临安志》以来，在主要的西湖史籍均有著录。此刻不书年月，但据汤贻汾曾经的长官、学者阮元（1764-1849）考证：“同游三人与龙华题名同。又与咸淳《临安志》所载韬光题名同，二刻皆元祐五年三月二日，此一时之书，故不复纪年云。”对题刻的时间，汤贻汾判断与阮元一致，元祐五年即苏轼第二次莅杭之时，根据汤氏的习惯推算了苏轼的年龄，两相比照，慨叹党禁的严迫，“公胡不归坐无田，我归无田恃有天”。
通过实物或者拓片的书迹比对，汤贻汾得出“龙华用笔肥滞，非公所书”的结论。龙华指的是苏轼龙华寺题名。《龙华寺题名》，清乾隆年间翟颧、翟瀚编的《湖山便览》卷十一言及，全文初见于李卫《西湖志》。阮元认为“东坡诸题，惟此刻（指大麦岭题刻，笔者补注）未经党禁之摩砻者，尤可宝也”，也可以说大麦岭题刻被普遍认为是苏轼西湖题刻唯一的手迹遗存。
对诗集稍加翻阅可以发现，汤贻汾对《东坡全集》、《东坡志林》是十分熟悉的。《东坡志林》为苏轼晚年遭贬谪期间的闲散之作，是高文大册之外可爱的小文小说（明代袁宏道语）。苏东坡以自己的谐谑纵浪，消解贬谪之苦自我救赎。于是一位天才的游戏之笔、尤其是记游怀古的篇章，给另一位天才以极大启发。一方面是审美趣味，一方面是书写策略，对于有同样跑山访古爱好的汤贻汾来说，人格在片语单词间两相映照，无不毕具。
关于杭州的诗与人
飞来峰韩蔪王翠微亭题名 与 六舟和尚
韩世忠，一位与岳飞并世而立的南宋名将，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蔪王。尽管其英名永被后人歌颂，改变不了一个被罢兵权的军事家的命运。当他被追封为王爵时，前一任皇帝、那位以艺术之梦为终极关怀的宋高宗赵构，早已对朝政感到厌倦。绍兴和议后，宋金战争已经基本没有重大战事，韩世忠之类的武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岳飞小韩世忠十四岁，隐退后的韩世忠密切注视着岳飞的冤狱。满朝文武慑于秦桧淫威钳口结舌，惟有韩世忠挺身诘问秦桧，怫然日：“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
本拍品局部
《琴隐集》辛丑（1841年）
题韩蔪王翠微亭题名
题六舟剔灯图
汤贻汾另作《题宋髙宗赐韩蔪王敕》（敕存吴中南禅寺，仅餘十三字，云：虎皮櫜鞬一副，弓五张，至可领也。后有御押一字 。）：几人九锡（赐）拜恩专，霹雳惊闻射石穿。谁识弓藏山泽去，蹇驴不用虎皮鞯。
2017西泠春拍拍品
释达受（六舟）手拓、杨澥、
徐 楙、黄宾虹等题跋
宋高宗赐韩世忠敕残石拓本
成交价RMB: 805,000（含佣金）
櫜[gāo] 鞬[jiàn]，指的是收藏盔甲弓箭的口袋和器具。在软弱的朝代，诗性往往悬置在对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和国家话语系统的期待，或失望、乃至绝望。“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宋代高宗皇帝对有功之臣“九赐”嘉奖，这种对国家主权统一的美好喻意和激励，并无法保障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政治斗争中落败的主战派，有的只是忠臣之间的惺惺相惜，一段岳飞与韩世忠的故事被记载在杭州飞来峰山坡上的翠微亭中。
南宋绍兴十二年，韩世忠为怀念岳飞，在西子湖畔飞来峰半山腰建了“翠微亭”，亭的名字是韩世忠根据岳飞写的《登池州翠微亭》一诗而命名的，表达了韩世忠对岳飞的深切怀念之情，以及未能挽救岳飞的悲慨。因政治涤荡早入悬车之年，同样出生将门的汤贻汾，看到亭下右侧崖壁上韩世忠与梁红玉之子韩彦直年仅12岁所书之刻石残文，必然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年仅十岁数罹大难，祖父与父亲同日遇害，家中又遭抄家大祸。站在亭里，放眼四处观览，满眼青翠。他人游息之所，岳诗回响不绝：好水好山看未足，马蹄催趁月明归。
飞来峰翠微亭及六舟拓《韩世忠翠微亭题名》 浙江省博物馆藏
道光七年（1827），灵隐寺续修寺志，总纂沈鑅彪邀请六舟和尚协理。
六舟是早期青铜全形拓的代表人物，是汤贻汾同喜好金石碑拓。“排突山梯，剪竹剔苔，手拓精本，纠误前志，不胜欣喜”，没有什么比将爱好成为工作更幸福的事了。从容拓得飞来峰遍布的题名，简直是一项为六舟量身定制的工作。拓得一百四十余种，其中就包括《韩世忠翠微亭题名》，对自己超越了丁敬创作出更为精致的拓片，六舟本人十分满意。在汤贻汾诗集手稿中，《题韩蔪王翠微亭题名》与《题六舟剔灯图》先后相连，年近半百的汤贻汾是否与六舟同行不得而知。
可惜汤生好身手，但与吾侪争不朽
（曾燠《汤生歌》）
“驴背不如江上好，飞来憶我肯来飞”。汤君生时值久旱，堕地即大雨，得名雨生。钱镠在位期间，亦为民逢旱祈雨，求道泰时康，市物平和，汤贻汾曾作六百多字的题记和259字长诗《题钱武肃王投告太湖水府龙简》。治理钱塘江并不是靠传说中的射潮，而是通过钱镠王的治理。殉国悲三世，题诗激众心，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究竟有几人能被世人铭记？
汤贻汾作为书画研究重镇，诗稿俱不可见，忽然得其原貌，对今日研究而言，是有补于世的第一手材料。当个人诗史与王朝兴替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以更为宏阔深彻的文化眼光去透视晚清文化氛围与这一具体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能不能以全景式的文化视角来考察汤贻汾一生的文学创作呢。除了琴隐园内诗文唱和之雅，以及忠孝传家的烙印，在这些惯常表述之外，我们争取能找到引发话题的更深度的力量。
此二册诗稿蓝色洒金绢面旧装，现今仍保存完好，为辛亥革命功勋吴琳（稚英）之子吴葭（稼农）旧藏。太平天国运动所带来的图书之厄，的确是让每一代知识分子触目惊心。当中国的农民用自己的方式开展救国运动的同时，太平天国运动也带来了宗教意识浓厚的新词新义位（词的每个意义称为义位）。汤氏诗稿校雠过半，太平军就攻入江宁。三子汤禄名于战乱中救出诗稿，汤氏侄婿曹秉仁、汤贻汾故友韩崇主持重刊，带清廷收复苏州，诗稿刻板均在战火中失离，曹秉仁四处搜访少量试印本，悉照原刻刻之。
一位执笔的将军，终其一生尽职于所效力的政权之防守，一个持剑的诗人，竭力在性灵的底线对语词进行着防守。在行诗用语之际，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对民间语言的吸纳接受，仰仗笔录文字，尽可能地调适自身的文化语境，这或许是面对新发现的文本的一个切入点。既然历史的语境和叙述在不断改变，那么历史的客观真实最终一定落在真真切切的人性之上。
费丹旭 《东轩吟社图》 汤贻汾像（抚琴者）
本文参考
鲍志宏《汤贻汾研究》
潘振方《袁枚之后的随园》
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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