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以“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为主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在北京召开。2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从各自深入研究的领域出发,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等重大问题建言献策。
扩大投资不等于“放水”
在谈到“六稳”中的稳就业时,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强调了稳就业的重要性,并表示“并非集中力量搞就业,投资就不重要了。投资应紧紧围绕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进行。”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建议称,目前失业现象主要是自然失业,尚无周期性失业,无需过大的强刺激,政策重点应放在培训等公共就业服务上。
多位参会专家还指出了当前投资增速的下行态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一鸣表示,投资已经进入了下行通道。“尽管投资下滑符合转型期的基本特征,有一定合理性,但对比日本和韩国转型期的情况,我们的下降幅度大很多。”
分析下降原因,他指出,我国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居民储蓄大量投入房地产领域,家庭负债率快速提升;与此同时,宏观杠杆率高于新兴经济体,如果算上隐形债务,地方政府的杠杆率较高,挤压了投融资空间;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房地产市场投资或出现较明显的调整。
王一鸣并不认可“一谈扩大投资就认为是要‘放水’”的观点。他表示,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存量都比发达国家低得多。
民企融资问题要关注风险定价
会上,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上述问题之所以在近期变得突出,是因为经济要转型、要实现创新性增长,中小企业要发挥更大作用,但金融体系没有“转过来”。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回到银行。”黄益平表示,银行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风险定价,涉及利率市场化、如何取消不公平的担保以及怎样做好风控。
去杠杆方面,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建议,要“稳中求进”去杠杆。要推进特别是僵尸企业的破产重组,让市场清理机制发挥作用;要硬化国企与地方政府预算的约束,破除政府兜底幻觉;要突出竞争中性,纠正金融体系的体制偏好。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则表达了对于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担忧。在他看来,企业杠杆率上升问题都可以通过内部方法来解决。比如,市场化法制化的债转股等方式。
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个伪命题
“保储备还是保汇率,这是个伪命题。”陆磊表示,在考虑外部风险管理的优先顺序时,外汇市场的前沿性决定了储备的第一性。一旦储备这个指标出现较明显的波动,一定会形成行为变化,并进而在外汇市场上反映出来。储备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逆周期缓冲作用,然后才有汇率稳定和本币流动性的可置信度。
他提出,2019年中国或将面临两类外部冲击。其中一类是,我国和美国的周期处于不同阶段,我们正处于低通胀与低利率时期;而美国四次上调利率后,即便暂缓了步伐,但不能肯定是否在今年会出现降息。
但陆磊认为,这些外部冲击是否会导致问题,取决于我们内部的健康性。他表示,中国目前面临的短期健康性挑战是,对流动性的过度依赖,主要体现在杠杆率;长期健康性挑战是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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