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走强，引发市场对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各种猜想。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短期受利差、中期受通胀、长期受劳动生产率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宽幅波动，中枢在6.8左右。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看，人民币仍然处在被低估的区间，因此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
本轮人民币汇率周期跌宕起伏
2017年元旦前夕，央行通过创设临时流动性便利（TLF）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并自2014年创设以来首次提高MLF利率10个基点。节后，央行即全面上调MLF、SLF和逆回购利率，逆回购利率最高上调35个基点，正式开启了金融去杠杆进程，广义信用条件快速收缩。除此之外，欧元和英镑走强，美元指数走弱，共同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的一轮升值周期。整个2017年，人民币汇率从6.95升到了6.5，全年升值6.5%。2018年1月延续了2017年的趋势，人民币继续走强，一度突破6.3。这也是本轮周期的顶部。
2018年3月，美国全面开征钢铝关税。笔者曾发评论文章称，除了应关注外贸不确定因素，还应该关注货币因素。参考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的美元和日元汇率走势及给日本国内政策组合提出的挑战，笔者当时在文章中称，“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内部改革有序推进的保证，其中最主要一点，就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如前所述，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正大幅贬值，这必将对贸易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4月初，人民币汇率便进入到贬值通道。人民币贬值是由基本面决定的，这些基本面因素最主要的就是外贸不确定因素导致的预期的变化，以及中美利差收缩带来的资本的流出。
2018年6月和7月，人民币汇率受到的关注比较多，市场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破7”的问题。如前所述，影响人民币“急跌”的两个因素，主要是外贸不确定因素和中美利差。但是，一方面这两个短期因素本身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它们是否能够形成人民币长期下跌的合力？为此，笔者提出了一个人民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经济层面分析了人民币下跌的基本面因素，同时从购买力和引导市场预期等层面分析了人民币汇率“破7”的掣肘因素。8月初，人民币汇率突破6.8之后，在这个位置盘整3个星期。8月下旬，又进入下跌通道，而后一直在6.8到7之间窄幅波动。期间，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突破7的关口，但开盘价和收盘价始终都在7以内。
2018年10月，布伦特原油价格从6月的每桶47美元一路上涨到10月的每桶82美元，几乎翻了一倍。据当时笔者的测算，上游原油价格上涨，如果新一轮订单签订，价格将显著提高，对国内物价有明显的抬升作用。如果油价继续上涨到每桶100美元，PPI会增加0.73个百分点，CPI会增加1.65个百分点。而且，油价上涨还会消耗外汇储备。根据国内学者测算，国际油价每上涨1美元/桶，国内就要多支出30亿元，这些因素给人民币增添了新的向下压力。
笔者曾提出，在通胀预期的复合背景下，货币政策可能不得不在稳定人民币汇率和国内风险资产价格上做出一定倾斜。但政策层面担心形成单边贬值的一致性预期，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重启逆周期调节因子，以及在海外发央票等方式回笼离岸市场的人民币等因素。
2018年11月之后，人民币扭转过去一路下行的趋势，开始进入升值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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