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果,预计全年GDP增长6.6%左右,可以较好实现预期调控目标。
展望2019年,虽然外部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面临重大调整、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加剧、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由回归正常转向趋紧的拐点出现,全球经济调整风险加大;国内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贸不确定因素增加影响逐步显现、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产业体系面临重构、金融动荡风险较大等问题导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但总体判断,世界经济仍将保持温和增长,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增长速度将略有下降,预计2019年GDP增长6.3%左右。为此,建议积极财政政策重在减税降费,稳健货币政策重在改善金融环境,积极应对外贸不确定因素增加的影响,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内外发展环境稳中有变
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稳定,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结构不断优化,质量效益有所提升,但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国内股市汇市波动加大、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等问题影响下,经济运行呈现温和回落态势。一是宏观经济有所回落,尚在合理范围之内。二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新动能快速成长。三是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不断释放发展潜力。四是全年预期目标可以实现,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展望四季度,“六稳”政策逐步显效,新动能加速成长,房地产市场运行稳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增强,宏观经济有望延续平稳增长态势。但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大幅滑落,股市汇市震荡,社会预期和市场信心有待改善,外贸不确定因素增加影响逐步显现,经济领域风险与挑战增多。
初步预计,四季度GDP增长6.4%左右,全年增长6.6%左右,能够较好实现政府预期调控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就业形势基本平稳,全年新增就业有望达到13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通胀水平略有回升,全年CPI预计上涨2.1%左右;贸易顺差缩小,国际收支保持平衡。
当前,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
一是世界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显现。逆全球化行为对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立竿见影。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在2018年上半年大幅下降了41%,从2017年上半年的8000亿美元下降至4700亿美元。其中,美国FDI流入下降了73%,为460亿美元。预计2019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将继续下滑,并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
全球利率上升容易诱发金融动荡并阻碍经济增长。美联储加息进程导致部分国家资本流出、本币贬值、金融动荡、债务压力加大。2018年以阿根廷和土耳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剧烈金融动荡,虽然根源在于国内,但美联储加息是直接诱因。预计2019年美联储加息不仅冲击其他金融市场,也会影响到美国金融和资本市场。与此同时,全球利率上行也进一步增加了债务负担。根据IMF《财政监测报告》,2017年全球债务水平达到18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纪录,过去10年间增长了50%,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加大。总体来看,2019年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由回归正常逐步转向紧缩的拐点出现,全球经济调整风险加大。
国际政策协调难度加大不确定因素增多。一是全球化趋势遭遇困难和冲击。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各个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存在很大差别,国际政策协调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联合国、G20、APEC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有所削弱。二是地缘政治冲突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地缘政治局势恶化等“黑天鹅”事件出现。三是国际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影响,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风险增加。
劳动力供求关系趋紧制约经济增长。经济理论表明,在实现充分就业的状态下,如果不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速将达到极限。2018年9月份,美国和日本失业率分别下降到3.7%和2.5%,已经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受此影响,美日经济增速已经达到极限,未来将见顶回落。欧元区失业率下降到8.1%,但主要为结构性失业,有效劳动力缺乏。另外,一些新兴经济国家也存在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
国际金融市场抗风险能力依然较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多轮动荡,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应对金融风险能力和经验有所增强。同时,投资者也逐步认识到,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是经济好转的标志。因此,2018年美联储加息诱发的土耳其、阿根廷等国家金融动荡,并没有形成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预计2019年美联储加息仍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但诱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小,国际金融市场总体稳定。
综上所述,预计2019年世界经济将越过本轮增长周期的顶点,增速小幅回落,由前两年的3.7%下降到3.6%左右,主要经济体增长态势进一步分化。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将出现普遍回落趋势。美国减税的边际效应将递减,经济增速将由2018年的2.9%回落到2.5%;日本经济与美国高度相关,经济增速将回落至0.9%;欧元区经济增速将见顶回落,预计2019年回落至1.9%。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9年仍可达到4.7%左右。印度经济仍将保持旺盛的增长态势,预计2019年可达7.4%,在主要经济体中遥遥领先。在大宗商品价格稳定的背景下,中东与非洲国家将继续保持复苏态势;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延续复苏步伐,并对独联体经济体、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形成较强的辐射效应。
二是我国经济平稳发展仍具良好基础。
首先,政策有空间。一方面,经过债务置换和财政整固之后,各级政府债务压力有所缓解,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空间,特别是将重点转向减税降费的空间较大。另一方面,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措施逐步显效,整体杠杆率稳中趋降,金融风险有所释放,同时通货膨胀水平温和,因而具备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保持良好金融环境的条件。
其次,改革有动力。紧抓改革开放40年契机,各项改革举措正稳步推进,特别是完善体制机制,彻底扭转“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的局面,进一步缓解地方政府压力、调动积极性、激发活力的潜力巨大。
再者,开放有红利。我国开放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重大开放举措将逐步释放政策红利。
最后,市场有潜力。我国拥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做好自己的事情,扩大内需潜力广阔。
三是国内经济领域风险不容忽视。
警惕贸易不确定因素增加的风险。近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明显抬头,给我国经济和市场预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警惕资本市场动荡风险向金融系统蔓延。受贸易不确定因素增加、美联储加息负面溢出效应以及国内去杠杆、严监管等多重因素影响,2018年以来我国股市、债市、汇市出现较大幅度波动。部分上市公司股价已经处于历史低位,IPO发审工作受到影响,债券市场收益率走高,企业债违约事件增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将有所减弱。同时,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加大,资本流出压力上升。由于资本市场动荡、债券违约、汇率波动等因素导致银行风险控制加强,流动性进一步收紧,风险溢价提高将导致企业融资成本攀升,冲击实体经济,进一步加大金融系统风险。
警惕产业体系重构风险。长期以来,我国已形成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然而这种多年积累的产业体系正被内外部环境的改变所打破。一方面,部分企业开始谋求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设厂生产,甚至有跨国企业调整未来全球发展战略,对国内产业链生态造成深远影响。另一方面,环保督查力度加大和生态治理使得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生产受到影响,部分企业甚至被迫关门停产,将产业链转向海外。
警惕实体企业市场预期不佳风险。一是社会上“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不当言论,对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造成较大打击。二是贸易不确定因素增加导致企业家预期不稳,个别企业甚至暂停后续投资。三是环保治理政策的不确定性增添企业家投资顾虑,“一刀切”式的环保治理做法使部分企业频繁实施限产停产,部分企业即使环保达标也无法正常生产。四是实体企业减税降费获得感不强,在“营改增”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规范征管给部分小微企业带来的税负增加影响。五是在完善社保缴费征收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征管机制变化过程中企业的适应程度和带来的预期紧缩效应。
2019年宏观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展望2019年,我国经济运行将总体平稳,增长速度略有回落,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3%左右。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初步预计2019年经济增长将保持在6.3%左右。一是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二是2018年国内需求走弱的影响将继续向生产端传导,基础设施投资实际增速走低,投资增长总体疲弱,消费需求稳中趋降,网络消费等新模式受高基数制约增速回落,将导致2019年工业、服务业生产放缓,GDP增速有所回落。三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财政货币政策持续加力将对经济增长实现支撑。如果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更加发力增效,货币政策稳健略松,赤字率由2.6%上调至3%,专项债发行规模适当扩大,减税规模保持在1.3万亿以上,初步估算会拉动GDP1.3个百分点,将有效对冲贸易不确定因素影响。初步预计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增长3.7%、5.3%和7.5%,实现生产法核算GDP增长6.3%。
CPI增长2.5%左右,PPI增长2.7%左右。居民消费价格稳中略升至2.5%。一是初步测算,2019年CPI翘尾因素为1.0%,比2018年高0.1个百分点左右,1.5个百分点由新涨价因素影响。二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粮食供过于求问题将有所缓解,猪肉价格逐步走出猪周期底部,进入温和上升区间,但是贸易不确定因素导致大豆等农产品供给下降,推高相关领域以及关联行业产品价格。2019年食品价格不具备大幅起落的条件,食品价格预计上涨1.6%。三是医疗、教育等消费需求逐步提高,服务价格继续较快增长,预计上涨3%;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下调,进口商品价格涨幅有望降低。
工业品出厂价格回落至2.7%。一是2019年PPI翘尾因素为1.4%,比2018年低1.4个百分点左右,翘尾因素对PPI带动作用明显回落。二是金融领域防风险取得阶段性成果,杠杆率水平趋于下降,货币金融领域充裕度提高,降低存准率释放流动性,PPI上涨的货币环境逐步由趋紧转为适中。三是在地缘政治、石油禁运等因素影响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预计继续走高,输入型价格上涨动因较强。四是天然气等能源价格改革尚未完成,原料药、电阻、电容等新兴产业上游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将呈现结构性分化。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就业总体形势基本稳定,需重点关注贸易不确定因素增加的影响、大学应届毕业生等部分行业、部分群体、部分地区就业问题。一是随着贸易不确定因素增加,企业新订单量减少,后期部分企业可能出现开工率不足、利润下滑甚至裁员等现象,给沿海外贸省份人员就业带来压力。此外,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仍将保持在800万人以上水平,普通本、专科毕业生的失业率依然较高,叠加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增长,就业的结构性压力依然较大。二是我国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能力在不断增强。2013年-2017年,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人数为186.2万人,GDP增长6.3%可完成1172万人城镇新增就业年度目标。三是创业创新成为就业增长的重要源泉。政府简政放权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放管服”举措深入落实,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2017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报告》指出,目前全国创业孵化载体内企业就业人数超过200万人,每家企业平均带动就业43人。因此预计2019年我国能够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国际收支进一步趋向均衡水平。货物贸易顺差收窄,对外贸易出口增速回落至6.5%,进口增速回落至12%(美元计价)。2019年国际经贸环境变数较大,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加大。一是贸易不确定因素增加。二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新一轮双边、多边贸易规则逐步建立,主要经济体宏观调控取向调整,财政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趋紧,全球经济增速存在减速势能,海外市场需求减弱不利于我国外贸增长。三是美欧日对所谓第三国“产业补贴、国有企业、技术转让”等方面发表联合声明,同时美欧、欧日之间基本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主要发达经济体联合抵制中国,将导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四是我国以主动开放促深化改革,对外开放范围扩展层次提升,共建“一带一路”为企业提供了海外市场空间和国际产能合作机会,有利于货物贸易以及服务贸易发展;中国进口博览会召开,汽车、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下调,进口规模有望提高;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便利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举措出台,我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继续增强,服务贸易将快速发展,我国外贸进出口持续增长的有利条件仍然较多,国际收支有望更趋均衡。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以上。一是近五年我国第二产业年均增长6.6%,工业增加值增长7.3%,单位GDP能耗年均降低4.6%。2019年初步预计我国第二产业增长5.3%,工业增长5.8%左右,据此预计单位GDP能耗降幅可以达到3%以上。二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成为未来两年三大攻坚战核心内容,绿色发展要求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力度,同时平衡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预计能耗下降在基数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降幅仍可保持在3%以上。
政策建议
针对稳中有变的内外部环境,建议积极财政政策重在大力减税降费,稳健货币政策重在改善金融环境,积极应对贸易不确定因素增加风险,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重在减税,切实降低税费负担。积极财政政策在适度扩大支出的同时,重点放在实质性降低税率上。一是加大减税力度。增值税方面,实行三档税率并两档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6%降至12%,将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0%减并至6%,并扩大增值税可抵扣范围和比重,提高企业设计、经销费用的增值税抵扣幅度。所得税方面,将企业所得税率降至20%,其他适用优惠税率同等幅度下调;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纳税额上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二是大幅降低收费负担。降低社保缴费名义费率,稳定缴费方式,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切实清理和降低各类附加收费。三是适度扩大赤字规模。建议将2019年财政赤字规模扩大至3万亿元,比上年增加6200亿元,赤字率3%以内;将2019年地方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扩大至1.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5500亿元,重点支持重大核心技术攻关、民生改善和基础设施补短板等领域。
稳健货币政策重在改善金融环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货币政策要落实“松紧适度”的要求,继续向中性略偏宽松方向微调,重在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一是保持流动性平稳充裕。结合使用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MLF)等数量手段,加强短期流动性管理,增加中长期流动性投放。二是利率政策提高自主性,积极应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带来的流动性冲击和利率扰动,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平稳运行。三是把握好稳增长和去杠杆的平衡,避免为了单纯追求“防风险”而收缩实体经济信贷规模,畏贷、怕贷、抽贷和断贷。四是改革和完善金融机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制,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钩。五是运用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措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合理均衡水平。
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一是继续优化出口退税制度。进一步扩大出口退税覆盖范围,适度提升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二是加强对外贸企业的出口信用保险支持。扩大出口信用保险对外贸企业的覆盖范围,将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较大的重点商品和企业纳入人民币出口卖方信贷优惠利率政策支持范围。三是完善进口政策。降低替代国产品的关税和进入门槛,对因我反制措施受冲击严重的进口领域,实施关税豁免审批程序,视来源可替代性、是否有损国家利益等具体情况,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加征关税豁免”。四是支持企业开拓新市场。鼓励企业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加大对产品品牌的宣传力度,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促进民间企业健康发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切实落实好中央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精神,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推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转变市场监管方式,促进企业自律与市场可持续发展。二是破除体制机制投资障碍。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消除民间投资的进入门槛,通过财政贴息、利率优惠等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性较强、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投资领域。三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新兴产业发展。简化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无人驾驶、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项目审批程序,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切实发挥民营企业在新兴行业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
加快培育优势产业集群,优化产业生态体系结构。一是重视保护产业生态体系,针对部分地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鼓励上游技术、资金、人力资本具有优势且符合环境标准的企业投资建厂,为下游企业做好生产配套。二是及时跟踪外资企业动态,对于产业链重要节点上意欲退出的外国资本,积极寻求国内外相关替代企业补充,保持产业链完整性。三是加快培育一批以优势产业链与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核心的产业网络,促进产学研用的协调发展,形成目标明确、分工协作的产业生态圈,有效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四是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资源,推动集群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形成“设计-制造-服务”一体化的先进生产模式。(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张宇贤 副主任:王远鸿 牛犁 执笔:张宇贤 王远鸿 牛犁 闫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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