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勋：期待推进人工智能有序发展的中国智慧

人工智能正向全球经济体系注入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催生一场技术变革、产业变革。重塑全球竞争格局。人工智能也正在从多个方面支撑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迈进。这也有可能带来突发的、意想不到的局面。要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需要各国深化合作,共同探讨。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向全球治理提出的新挑战,也在倒逼我们提前布局,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并更好地掌握发展主动权。

中国一南一北两地本周举行了两场世界级盛会:一场是在上海以“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为主题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另一场是在天津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打造创新型社会”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2届新领军者年会(本年度夏季达沃斯论坛)。两场盛会都汇集了全球人工智能(AI)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以及相关政府领导人,他们围绕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前沿、产业趋势和热点问题展开了世界顶尖对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正催生一场技术变革、产业变革。从机器人到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安防、智能教育、智慧城市、搜索引擎、计算机视觉、语义识别、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已在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已有充分的依据可以说,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放眼全球,各国均在积极布局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人工智能将给世界带来巨变,在经济上,向全球经济体系注入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工智能的发展大致可归到“科技”的要素范畴,但高度涉及“信息”要素,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完全可能部分形成企业家才能,甚至替代部分企业家管理。因此有专家说,人工智能可被视为一种提升生产效率的新生产要素。

美国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发源地之一。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从1991年开始创建,历经1991年至1997年的萌芽期,1998年至2004年的发展期,在2005年至2013年进入高速成长期,至今进入平稳发展期。我国AI产业1996年开始起步,2003年进入发展期,2008年至今进入高速成长期。据高德纳(Gartner)集团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编制的 《2018世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蓝皮书》,对比全球各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中国、美国和日本位列前三,中国已成为AI领域专利申请量最高的国家。今年上半年全球共监测到4998家人工智能企业,美国以2039家位列第一,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以1040家位居第二,之后依次是英国392家、加拿大287家、印度152家。北京是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有 412家;上海位列第四,有211家。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风险投融资占全球60%,成为全球最“吸金”的国家。

据Gartner最新预测,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高达1.2万亿美元,2022年人工智能驱动的商业价值将高达3.9万亿美元。而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为152.1亿元,同比增长51.2%,预计2018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238.2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估计,到2020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将逾万亿元。

而比较AI的发展历程和深度学习算法、移动互联网产生足够的大数据、芯片计算能力大幅提升三大核心要素,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与美国还有显著差距。但在国家政策和资本推动下,差距正在缩小。创投分析机构CB INSIGHTS的2017年人工智能趋势报告显示,全球AI资金,我国新创企业拿到了48%,而美国为38%。以安防领域为例,2017年中国有34家人工智能公司拿到融资,其中有4家估值接近或超过10亿美元。据另一项统计,2017年全球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共获得风险投资超过108亿美元,相比2016年增长近一倍。2017年,国内外5起融资最高的事件中,中国企业占4家。A股市场上,34只人工智能概念股上半年业绩整体表现优异,其中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有28只,增幅超过30%的有12只。

今年以来,全国大部分省市从各自实际出发,纷纷出台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体系已基本建成并在日趋完善之中。比如北京制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培育形成10家行业领军企业、10个研发创新总部,实施10个工业机器人重大应用项目;到2025年形成全球领先的机器人技术协同创新体系,基本建成全球领先的机器人创新应用基地。上海推出了22条人工智能新政,重点聚焦人才、数据、资本。目前上海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达700亿元,已形成了较成熟的产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广东各地陆续出台了《人工智能深圳宣言》、《人工智能广州共识》,在人才、土地、财政等方面给予智能产业倾斜政策。

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变革性技术,甚至重塑全球竞争格局,这种颠覆性也有可能带来突发的、意想不到的局面。这也引发世人的担忧。以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爱德华·费尔顿为代表的专家就认为,人工智能将引发两个经济风险:其一,工人具备的技能与未来工厂所需要的技能可能不匹配,在未来人工智能大量应用的社会,将会出现“闲人”阶层。其二,通过增加资本所有者和某些高级技工的回报,AI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性,有可能使已存在的国家间数据和技术鸿沟最终转变成发展鸿沟。为此,已有学者提出构建可靠的人工智能应用体系,通过法律的系统性调整确保人工智能在可控的范围内有序发展。

乐观的分析家们始终将人工智能视为发挥“科技向善”功能的领域,相信通过人工智能与法治的结合,能创造出更高效的产业,给人们提供更加美好的生活。比如,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是成为人类的“守卫天使”。除了实时监测分析城市运行,赋能各行各业加速发展,人工智能更能够帮助完成地震、海啸、交通事故等等灾难或伤害的预测。因而,换个角度观察,人工智能正在从多个方面支撑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迈进,而要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需要各国深化合作,共同探讨。如此看来,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向全球治理提出的新挑战,也在倒逼我们提前布局,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并更好地掌握发展主动权。(作者周子勋系资深宏观经济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