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政策步入“大创新”时代

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也是全球货币政策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危机十年余波流远,正从多个维度冲击各国央行的货币权力、信息权力和政策权力,导致央行权力从垄断性转向竞争性,进而挤压货币政策的权力基础和腾挪空间。

2008年至2017年,全球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三轮全局性货币宽松浪潮,造成各国币值频繁动荡,暴露出以各国央行为中心的当今世界信用货币体系的诸多短板。恰逢此时,基于日益成熟的区块链技术,数字货币具备了去中心化、发行量天然受限、不与监管威权联系的优势,吸引人们打造超主权货币,以避免货币超发、实现货币自由。两者结合之下,全球央行猝然迎来数字货币的首轮冲击。各种数字货币一度获得市场热捧,引致金融市场震荡和央行监管压力。随着新经济和金融科技的发展,数字货币的外部压力始终存在,将促使央行努力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避免市场对法定货币的信任危机。

全面准确掌握经济金融信息,既是央行货币政策的基础,也是央行权力的背书。但是,金融科技正在利用两大机制悄然侵蚀着这一权力。其一,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工具的高速发展,新经济巨头迅速壮大,在部分领域正获得比监管者更丰富、及时的经济信息。因此,央行的信息权力不再绝对凌驾于市场之上。其二,借助于金融科技,资金借出方愈加便捷地绕开商业银行网络,直通资金借入方。这驱动了更多非银行主体进入商业银行业务,为影子银行迅速膨胀注入了新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资金亦规避了央行监管,削弱了央行对金融运行状况的感知力。基于以上两组机制,央行与市场的信息权力此消彼长。市场巨头逐渐有能力去挑战央行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判断,进而动摇央行货币政策的合理性和权威性。

由于货币权力和信息权力的衰退,各国央行被迫更依赖政策权力履行自身职责。然而,延绵十年的超级货币宽松之后,全球金融周期大幅领先于经济周期。由于双周期的错配,政策目标不断产生内生冲突。以此为根源,本轮复苏期间,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央行与其他政府机构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坚守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显著上升。

由于对货币权力、信息权力、政策权力的独占地位受损,央行权力将从垄断性转向竞争性。这意味着各国央行只有推动货币政策的创新,在与金融科技、新经济巨头和政治生态的竞争中重获权力,才能保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由此,全球货币政策或将开启一个“大创新”时代,针对性地修补货币、信息、政策三大权力支柱。

面对数字货币的挑战,各国央行将长期保持“因币施策、疏堵并举”的态度。一是堵截“数字货币1.0”的无序扩张,二是疏导“数字货币2.0”的有序创新。部分央行主动参与到纸质货币向数字货币的历史转变中,通过提供更先进的数字货币技术标准和平台体系,为央行货币权力找到新的时代基础。

眼下,各国央行与新经济巨头的新型竞合关系正渐次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加速监管科技的发展,针对影子银行和金融创新,实现穿透式监管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加强与新经济巨头的合作,将其海量信息资源合理吸收为央行的决策依据。综合来看,相对于金融科技,后发的监管科技将长期处于“追赶—滞后—再追赶”的被动状态,如何尽力缩短每一轮的监管真空期,将是首要难题。此外,如何在合作中防范新经济巨头借机“干政”,也是一大挑战。因此,各国央行需进一步尝试大量创新举措。

为加快政策工具的变革,各国央行正在透明化、多维化、协同化三个层面上努力。危机后,各国央行加速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此防范金融周期风险,从而更专注地调节经济周期,最终舒缓“双周期错配”引致的内部政策矛盾。2016年至今,共同防范政策外溢、抑制单边主义的呼声,在G20峰会、达沃斯论坛等场合成为主流。IMF等国际机构亦强调,面对无国界化的金融创新,亟待构建全球性监管框架。当下,受制于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上述的政策协同难以在传统路径下落地,由此形成了全球治理机制创新的巨大需求和潜力。(作者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钱智俊系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