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84年中国引进风险投资概念至今，私募股权投资在我国已经历了30多个春秋。在国际私募股权机构蜂拥而至的同时，我国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在快速发展壮大，已成为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23903家，已备案私募基金73854只，管理基金规模12.60万亿元。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25883只，基金规模7.20万亿元;创业投资基金5693只，基金规模0.75万亿元。
可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私募股权投资将在我国经济转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盛世投资首席执行官张洋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伴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化，大体量、长周期的资金有望源源不断地从政府、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社保体系涌出，与新产业和高科技不断发展的涟漪层叠互动，产生万亿元级新产业规模。这也将给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带来长久的机遇。
股权投资基金使命重大
《金融时报》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您如何看待私募股权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发展？在私募行业成长中，您认为有哪些改革举措或标志性事件尤为关键？
张洋：改革开放给所有行业带来了历史性机遇。虽然起步较晚，但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在过去10年间走过了海外30年走过的路程，成为了资产管理行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政府引导产业基金的崛起成为近年来行业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回想2011年，我在欧洲访问时发现，欧洲各国和欧盟都有政府引导基金。当时，我深有感触，我国何时才有大规模的政府引导基金？而这几年，仿佛须臾之间，政府引导基金在我国规模已逾数万亿元。这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一次深入发展，有利于引导更多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部门意识到，投资是一件高度市场化和专业化的事情，因此倾向于将政府基金交由专业机构管理。这些举措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利于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毫无疑问，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私募股权投资与产业基金自身实现了高速增长。您如何看待其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与承担的使命？
张洋：行业的进步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其他金融行业不同的是，股权基金的特点是针对未来的投资。因此，在支持具有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技进步方面，股权投资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股权投资行业也从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中获得了较好收益。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肯定了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企业家精神主要依靠发挥创造力、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来创造价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尤其是产业基金，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最有力的金融工具，是市场创新的实践者，因而是金融行业中充分体现企业家创造精神的代表。
近年来，政府引导基金迅速推广，众多区域将其他区域的优秀经验应用在本区域。这些都是股权基金和产业基金具备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货币发行机制、财政支出机制、社会投资融资机制、税收形成机制都会不断地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创新也在新周期的起点上，股权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以配置效率为支撑，恰好契合了国家的创新导向，因此，必将成为新周期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基金是灵活的资源配置工具
《金融时报》记者：伴随着私募股权市场的发展，盛世投资如何从最初起步走到如今取得一系列令业界瞩目的成就？目前形成了哪些独特的优势与模式？
张洋：盛世投资作为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积极参与者，从公司起步之日起就在思索，如何在业务发展过程中提供价值。盛世投资目前在政府引导基金和母基金行业的影响力，正是响应政府和市场发展需求、追求卓越、提供价值的结果。盛世投资在专业领域不断完善自身体系，在产业领域深入挖掘，在集成电路、大数据、医药、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形成了核心能力。
盛世投资是一家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换句话说，盛世投资不是金控公司的一部分，也不是产业集团的附属。这就决定了盛世投资以专业价值为核心取向的内在动力，进而能够不断以企业家精神来指引公司的发展。
近年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发展迅猛，并且越来越重视产业的落地和产业实际运行效果。在国家和地方政府重点支持的领域，大多会涌现出大体量的基金。究其原因，基金是一个灵活的资源配置工具，具有在一定时间内所有权、决策权、收益权、风险等因素可分离、可还原的作用。
作为市场化的专业机构，盛世投资把政府引导基金和产业基金市场化管理做成全国覆盖的网络，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注重政府的合规性以及产业导向，在股权基金行业进行了比较突出的实践探索，这无疑响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金融时报》记者：您刚才提到，基金是一个灵活的资源配置工具。对于这一工具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我们该如何理解？
张洋：基金工具的灵活性和有效性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变随意决策为科学专业选择。目前，新产业层出不穷，如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都是非常复杂的高精尖行业。如果对新行业本身不够了解，就很容易做出错误决策。并且投资本身需要考虑的组织架构、团队、税收、政策、商业、法律、财务等问题又非常庞杂。引入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新产业选择和投资判断、谈判、后期管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真正做到把好钢用到刀刃上，降低浪费和失败的概率。
二是变短期套利资金为长期资本。在过往的粗放型增长阶段，政府主要的考核指标是GDP的增长，金融行业考核指标是当年的盈利。在这种考核体系下，很难产生长期的有效投资布局。基金的出现使得各路资金作为基金的投资人，拥有长期投入的义务，而不能仅以融资的眼光来考虑问题，进行短期套利。用基金的方式固化各种资金，形成有效的长期资本供给，能使全社会杠杆率得以下降。
三是变主体信用为资产信用。基金工具的出现，使得资金组织的过程中，不单纯考虑融资方的信用，同时也考虑投向的资产质量。未来退出的主要渠道，并不完全依靠于主要发起方的现金流状况和信用状况，而逐渐过渡到对于资产本身质量的判断以及股权转让退出前景的判断。这种安排可以有效隔离与项目发起人之间的风险，使得投资项目本身的发展判断变得愈发重要，而不增加或较少增加全社会的杠杆率。
四是变人事安排为项目安排。基金工具出现之前，但凡有资金安排的时候，人事安排都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事情随着人的安排走。基金本身是一个资金安排的工具，而不是人事承担的部门。基金工具的出现，使得项目资金安排变得更为单纯，不涉及人的安排因素。
五是变单一项目决策风险为基金投资风险。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时代，新产业投资的可测算性不断变低，亦即单一项目的投资风险不断变高，并且投入金额不断增大，时间不断拉长。在此情形下，单一的项目投资是有较大风险的。如果能借助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判断，并且通过产业基金形成资产池，就可以让项目之间的风险互相抵消。专业管理和选择后的多项目产业基金的出资风险，要远远低于单一新产业项目的出资风险。
六是变投前决策为主到事中事后管理为主。一个成功的投资不仅在选择的环节，还在持续的管理和退出机遇的把握。基金具有阶段性持续管理功能，会在持续管理中提升项目竞争力并择机退出。如果仅仅进行事前的资金安排，不能兼顾事中事后管理，就无法发挥资金的最佳效果。
行业面临全新挑战
《金融时报》记者：经过过去几年的高速发展，在我国经济转型、金融去杠杆、资产证券化的背景下，私募股权基金还将面临哪些新的机遇？将会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和创新？
张洋：从当下行业创新的角度来说，变革的时代为股权投资行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二手份额交易。在经济升级换挡的周期起点，存在着数量众多的优质而廉价的筹码。母基金管理公司在二手份额交易构造、估值、管理人数据和关系、交易执行和资产处置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和资源。给优质的股权投资资产注入流动性，是新时代股权投资行业面临的万亿元级新市场机会。
目前，金融业的主要任务是用3年左右的时间，降低杠杆率，在全社会层面降低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同时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和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接下来的几年将成为行业深刻变革的时代。不可否认，接下来的改革会更加困难，前人经验和国际实践已经难以完全复制借鉴，这会给行业带来全新的挑战。但往往是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基金管理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重回价值创造理念，摒弃机会主义，注重机构的核心能力打造。
《金融时报》记者：作为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深耕多年的实践者，您认为当前行业的发展还面临哪些问题和短板？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张洋：私募股权基金和产业基金行业，与大多数中国高速发展的行业一样，在过去十多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存在一些短板。我们认为，亟待改进的地方主要有两点：第一，市场长期资本供给不足；第二，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管理公司。
我们建议，从制度层面加强长期资本供给。美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达，得益于401K计划使得大量的养老金沉淀、入市。只有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才能促进行业的持久发展，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投资发展。
同时，我国应加大对独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支持，培养一批有国际水准和影响力的基金公司。鼓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权基金合作成立新基金；发行特别国债或企业债进行特定领域投资；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和新进入的全球机构合作，进行国际化基金管理等。当全球资源再分配效应来临之际，不该再出现诸如李书福（吉利集团董事长）低价收购沃尔沃公司，最终还要依靠高盛融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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