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周立波与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

周立波作品

周立波作品

今年是著名作家周立波诞辰110周年，邹理的专著《周立波与外国文学》适逢其时出版了。周立波被认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作家，人们更加关注周立波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性和本土性，从而忽略了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事实上，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自己就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他的文学创作也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邹理的这部专著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使我们对周立波文学世界的了解更趋全面。同时，也能够使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更趋全面。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激荡下诞生的新文学，以反封建、反传统的鲜明姿态，担当起启蒙、救亡和建设新文化的社会责任。既然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就不可能以旧的文学作为基础，先驱者们纷纷从外国文学中寻找思想养分。因此，伴随着新文学兴起的是翻译文学的热潮。有人统计，开启中国现代文学的刊物《新青年》从创刊起就刊登文学作品，5年内刊登了148篇文学作品，其中原创作品68篇，而翻译作品占了80篇。现代文学运动最早的一批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冰心、周作人、瞿秋白、巴金、徐志摩等，在创作的同时，也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特别是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输送了新的思想，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思维、文学形式乃至文学语言结构。当年鲁迅先生对此有一系列精彩论述，他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因此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要通过翻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著名学者贾植芳认为：“如果没有外国文学的引进与借鉴，很难设想会有‘五四’文学革命和由此肇始的中国新文学史。”他甚至提出，中国现代文学除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外，还应该包括翻译文学。今天我们重新检索中国现代文学进程，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生成，完全离不开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因此，完全应该将现代文学史上的翻译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将现代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接受史和翻译史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之一。

邹理以翔实的材料和中肯的分析，充分证明了在周立波的创作生涯中，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难啃的学术“骨头”。因为周立波作为一位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外国文学的印记不是显性的。他少年时代刚刚接触文学时，对外国文学很感兴趣，但后来他奔赴延安，成了一名革命作家，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曾自我反省道：“我们小资产阶级者，常常容易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香土色的东西。”他自觉地到民间，到乡村，追求民族化的风格。因此在周立波创作的中后期，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主要是一种隐性的存在。邹理不仅发现了这种隐性的存在，而且论述了这种隐性存在的重要性。比如西方象征主义对周立波的影响，就是一种相当隐性的存在。周立波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他对象征主义的态度，也没有发表过对象征主义的见解。但邹理通过周立波早期诗歌创作以及诗论的分析，认为他的诗歌理念与象征主义诗歌主张有相通之处。在周立波的诗歌中能够发现他有选择地借鉴了艾略特的“荒原”象征手法。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的象征技艺更加成熟，邹理具体分析了这部作品的一系列景物描写的象征内涵，认为“乡间和平安宁的生活才是周立波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生活，他以清新自然的抒情性描写来对抗和平时期剑拔弩张的权利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景物描写具有了象征性，而这种象征隐藏在了看似传统的抒情描写当中”。这样的解读是新颖的，同时也是对周立波的精神世界非常贴心的把握。邹理通过研究对周立波有了新的认识，她认为：“周立波是一位将外国文学因素内化于自我创作的作家，外国文学已成为他‘个人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认识的价值不仅在于将周立波文学创作中长期被遮蔽的因素挖掘出来了，而且还在于邹理的研究路径抓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个被忽略的核心：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无法分割的关系。从这一研究路径进入，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充满开放性和世界性的丰富内涵。

（作者：贺绍俊，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