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与成都的四次崛起

成都作为中国古代三大交通走廊和经济带交汇点的区位优势，推动了成都在先秦、汉、唐宋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崛起。每一次崛起，不仅对成都城市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改编自《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与古代成都的三次崛起——重新认识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何一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城市研究所，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40年，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如今，我们又站在新一轮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起点上。

读史明智，鉴往知来。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以及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成都的地理位置绝无仅有，自古便是中国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这也让它成为研究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理想样本。

以下，就从成都四次崛起的历史，展开讲讲。

从中观地理位置来看，成都处于内陆的深处，四周为高山所环绕，四川盆地底部与边缘山地高度悬殊大，形成了封闭的地理环境，致使成都通往盆地外部的交通十分不便。

地理上的封闭性，虽然给成都对外交通造成巨大困难，但这并不能阻止盆地内外的人们之间相互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反而更加促进了古代蜀人对外开放开发的决心和勇气。

如果把成都放在中国与亚洲的宏观地理中考察，成都地处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运输线三大交通商贸网络体系的交汇点，成为中国内地连接西北-西域、西南-南亚、华中-华东-海外交通网络的枢纽性城市。

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早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开通，并延续了2000多年的发展，成为古代中国内地与今云南、缅甸及东南亚等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汉武帝时期开通的北方丝绸之路，成都是主要商品供给地，成都所产丝绸产品蜀锦等在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考古遗址都有大量发现。

南北朝时期，当战乱使河西走廊交通受阻、从长安出发的北方丝绸之路中断之时，以成都为起点，经川西北草原进入甘南、青海，然后转入西域的“河南道”，成为新的丝绸之路，使中国内地与西北各政权及亚欧各国的贸易未曾中断。

成都作为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先秦时期就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保持非常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并通过长江各重要节点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因而，看似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反而成就了成都作为中国古代三大交通走廊和经济带交汇点的区位优势，推动了成都在先秦、汉、唐宋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崛起。

每一次崛起，不仅对成都城市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次崛起金沙古城，独立王国

中国早期城市和文明的起源，宛若满天星斗。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多个历史时期的大小聚落60余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文化序列。大大小小的城市聚落，散落在成都平原上。大型古城之间的距离一般相隔仅数十里，其间分布着为数众多的中小型聚落。

密集又规模巨大的城市聚落出现，充分表明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在商周时期已经进入文明发展阶段，成都平原的城市文明起源至少可上溯至4500年前。

当广汉三星堆遗址被发现，距今3000多年的古城遗址里出土的众多国宝重器，展现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随后，金沙遗址出土，人们意识到成都平原的制度文明，同样高度发达。

人类文明起源包括多种要素，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物化形态要素，二是社会形态要素。前者主要有文字、城市、青铜器等，后者则以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组织等为主，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推动力和标志性要素。金沙遗址文化两者兼备。

与商周时期其他诸侯国最大的区别是，金沙时期的蜀国政权是一个独立国家，他们立宗庙、行礼乐，制作礼地的黄琮、修天子所用的“灵台”。如果说三星堆文化时期的蜀统治者还遵从中原王朝礼制的话，那么金沙文化时期的蜀统治者已经称帝，其政权不再依附任何王朝。

《华阳国志》中记载，古蜀先祖兜兜转转数千年，最终迁徙到蜀地选择了成都，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君主统治。成都由此兴盛，蜀国大旗飘荡，形成了长江上游新的古蜀文明中心，一个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形态的国家和城市开始崛起。

古蜀文明的辉煌，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多种文化、多个族群在成都平原汇合。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了成都经济的高度发达和繁荣，以及成都很早就与东西南北各地进行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成都地理上的封闭反而促进了其经济、文化的开放发展，推动了成都的崛起。

距今6000多年前，西北地区的族群从甘肃经草原，沿岷江河谷而下，并在岷江河谷沿岸建立了他们的聚落。其后两千多年间，有不少人沿着岷江河谷进入到成都平原。

中原地区的族群和中原文化也穿越秦岭、大巴山脉南下，进入到成都平原。考古研究者在三星堆遗址发现大量的中原文化元素就是重要例证。

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也溯江而上，其中部分人进入到成都平原。一个最重要的例证就是开明王朝的开创者鳖灵即是从长江中游而来。而“蜀身毒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通，蜀地文明与南亚文明相互交流。

第二次崛起汉代成都，华夏都会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军灭蜀。

虽然失去了独立国家的都城地位，但是并入秦国，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使成都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开放性更加扩大。成都作为蜀郡的治所，此后2000余年间一直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最重要的变化是，秦人蜀太守李冰修筑都江堰，岷江水患变水利，从此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秦以后，历朝历代成都都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赋税缴纳地。汉代，成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除了农业经济一跃而取代关中地区之外，成都的工商业、城市规模和人口也出现了大发展。

工商业发达到什么地步？以漆器而言，产品数量多、工艺水平高。郭沫若曾说：“漆从西蜀来。”再加上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漆器产品畅销海内外，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湖南、贵州以及蒙古、朝鲜都出土了成都生产的汉代精美漆器，器物上书有“成市草”“成都饱”“蜀都作牢”“蜀都西工”“成都郡工官”等铭文，不仅反映了成都漆艺的兴盛辉煌，也成为成都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佐证。

南、北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在成都交汇，进一步推动了成都商业的繁荣。《蜀都赋》中言：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也就是说，当时的成都，汇集的商人，数亿万计；阡陌、店铺，成百上千；货物像山一般堆积，丝帛像星星一样众多。虽不乏夸张色彩，但成都工商业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元始二年，成都城乡人口约为35.4万人，仅次于首都长安。东汉年间，蜀郡人口进一步向成都聚集。

两汉时期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高峰，出现了许多大都会，以长安和“五都”为代表。“五都”之中，只有成都是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工商业大都会。汉代的成都，成为西南的经济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其城市辐射能力大为增强。

除了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农业经济发达等原因外，其崛起与三大经济带交汇点和枢纽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成都的对外开放程度，伴随着国家的强盛而进一步扩大。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成都与南方丝绸之路和北方丝绸之路建立了更加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与长江中下游的交流也更加密切，因而推动各种经济要素和社会要素在成都聚合。

第三次崛起唐宋成都，国际枢纽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的又一鼎盛时期，巴蜀地区在唐代具有重要的地位。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巴蜀地区是唐王朝的大后方，重要的粮仓；二是巴蜀地区成为唐王朝控驭西南的前沿；三是巴蜀地区成为连接东、南、西、北的枢纽。

成都作为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不仅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而且还通过南、北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与东西方国家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联系，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

成都位于古代中国北方丝绸之路（南延线和河南道）、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等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因而使成都成为古代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而这一地理区位优势是古代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具备的。

唐宋时期，开封、建业、扬州、杭州、广州等城市虽然也是全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但是这些城市同样不具备三大经济带交汇的地理优势，只有成都位于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

所以，当汉唐时期，国家强盛，对外大开放，而大开放则促进了大发展，成都正是通过三大经济带的交汇，成为内陆对外开放的枢纽，才能够长期保持发展的趋势。

唐宋时期，成都的对外交流更甚于先秦和汉代，东西方物资和文化在成都交汇，各种经济要素、社会要素和文化资源在成都聚集，由此促进了成都的大发展和国际化大都会的形成。成都所生产的丝绸织品、茶叶、漆器等行销海内外，其中蜀锦等丝绸产品一直是千余年间通过南、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亚欧各国的主要产品。

可以说，每当国家兴盛，对外大开放，三大经济带出现大发展并在成都交汇的时候，也就是成都在历史上崛起的时候。

第四次崛起改革开放，剑指世界

成都以四川盆地的交通劣势而能发展成为全国大都会甚至国际化大都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的因素，即成都在中国的宏观地理区位使其从劣势转变为优势。

从宏观地理位置来看，成都实际上居于古代中国长江经济带和南、北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汇位置，既是中国与欧亚连接的地理中心，也是中国西部内陆城市的地理中心。从区位空间来看，成都位于中原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心，以成都为原点，成都与中国中西部地区重要城市的距离基本相等。

不得不说，成都的历次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得益于北方丝绸之路的畅通、南方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和长江流域经济的繁荣与互动。

改革开放以后，成都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持续上升，城市竞争力、影响力和知名度正在快速提升，成为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城市，这与成都重新成为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有着密切关系。

当然，今天成都的交通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成都与外部的联系已实现多元化、立体化发展。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国际（地区）航线图（2017.10.26更新） 图片来源：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官网

对内，要形成“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对外，要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格局——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当下，最近，四川区域发展历史上首次将成都定位为“主干”，明确了成都的地位与作用，发挥“主干”作用持续提高成都的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

把握好时代的机遇，特别是把握好 “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从而为成都重新成为三大经济带交汇点、将潜在的地理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发展优势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新时代下，成都也开启第四次崛起之路，提出自己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剑指“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