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号收紧，出版业直面供给侧改革

“阿弥陀佛，书号快快来，上半年工作计划完成完不成就看书号了。”就在几天前，上海一家民营图书公司的老板王先生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事实上今年春节之后，书号收紧的消息就在出版界尤其是民营图书公司圈不停流传了，不少业内人士也经历了从观望到焦急再到听天由命的心路历程。

书号的变迁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18年初，就有各种关于书号限制的消息流传，据说今年各出版社书号压缩30%到40%。最早在社交媒体发布这条消息的北京某出版公司邢先生，这大半年来在一个由出版社、文化编辑记者、书评人等组成的近500人微信群中，隔三差五就要发一条“有书号吗？谁家有书号？”的消息。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中国，一本书是否身份合法，取决于其是否有书号和图书在版编目（CIP）信息。

自我国施行标准书号以来，行政管理部门掌握着书号的发放和控制权，由于我国出版机构的设立为审批制，因此只有出版社才可能获得书号申领权。

1994年以前，书号的申领使用不受限制，导致书号使用数量激增，书号买卖现象泛滥，图书质量受损。新闻出版署对此采取了相应措施，要求1994年新书书号使用总量在前三年平均数基础上减少10%，并按照出版单位的年出版计划分配定额书号。

这个制度沿用14年后，2008年7月15日，新闻出版总署开始试行网上书号实名申领的试点工作。2009年1月，书号实名申领全面展开，结束了此前“摊派式”的书号分配制度，也突破了此前对出版单位书号数量的限制。

2018年初，由于各种关于书号限制的消息的流传，控制增长率、减少重复品种的出版和资源浪费成了今年的管理主题。

考验图书公司业绩成色

我国对书号施行的严格行政管理手段，让书号成为一种稀有的行政资源。行政部门可以借此实现对出版市场的宏观调控，这种管理模式提高了出版流程的规范化，也深化了民营图书公司和出版社的资源互补与合作。

2017年上市的民营图书公司新经典在其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中，揭示了这种合作模式：公司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别设立了多个业务单元，并建立了严谨的选题及内容策划业务流程，确定的选题后期还需要通过出版社的审核，由出版社向省级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申报审核，并最后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重大选题须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核批准）。

2018年初，书号收紧的消息传来，在持去年书号规模的基础上，出版业以再版换利润的方式将被叫停，取而代之的是倡导提高单品的出版质量和市场份额。

业内人士表示，减少同一品种在同一出版社的重复出版，有利于改善现多品种、低单品利润的市场现象，减少跟风作品、“眼球”作品，有助于打造文化精品，优化市场结构，同时也给从业者带来了新的挑战。

向精细化增长转型

虽然书号收紧对需要向出版社购买书号的民营图书公司业绩影响最大，但对拥有书号资源的正规出版社而言，也构成了一定的经营压力：一是可供转让合作的书号减少了，虽然书号的价格有所上升，但整体上这块收入是减少了；二是自家出版发行的图书品种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对业绩构成了压力。

书号收紧之后，公版书的书号可能就更难申领了。

其实，从去年开始，图书出版类上市公司就在积极进行供给侧改革。去年，出版业上市公司一般图书出版正在由增加品种数的粗放式增长，向着重选题质量的精细化增长转型。

2017年，时代出版一般图书销售达15.05亿元，同比增长23%；营业收入4.56亿元，同比增长26%。报告期内，时代出版在主动压缩图书出版规模的情况下，精准选定细分市场，在选题方面从严把关，坚持原创选题不得低于60%，加大畅销书策划与运作，创新营销理念，市场占有率升至全国前10位。新经典和城市传媒等则在优质版权运用方面下足了功夫。

据13家出版上市公司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底，13家在境内主板和创业板上市的出版公司拥有资产总额达到1353.12亿元，较2016年增长10%；所有者权益达到874.03亿元，增长14%；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62.79亿元，增长0.2%；净利润93.74亿元，增长4.5%。13家出版公司全部实现盈利，其中9家公司净利润正增长，山东出版、南方传媒净利润增长接近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