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松新作《烟火》，确然扑面而来的都是天津老胡同里的烟火气，它们从字里行间的胡同故事里升腾起来，氤氲在小说构建的氛围里，顿时让人觉得，“烟火”这个篇名令人叫绝。这不禁让人想到当年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似乎是近现代与当代两个迥然不同的故事，联袂展现着胡同文化的百年变迁和百姓哀喜。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人物语言是最出彩的部分，对话中闪现出来的民间智慧和人物情绪，成就了“张大民”在那个世纪之交的历史时点上的幸福与苦闷，也成就了一个极具时代性的来自胡同里的典型人物形象。但在《烟火》里，作者把以天津侯家后这个地方为代表的胡同文化像撕面包一样拉扯成无数的小人物、小角色、小故事，特别是在小说的前半部里，这些人物总是在不经意的地方出现，或者独立成章地进行着墨，或者随着正在铺陈着的事件人物牵丝带絮地拽出来，从来子到刘大头，到杨灯罩儿、保三儿，从老瘪到王麻秆儿到老疙瘩，看起来每个人物的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是又都适可而止。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似乎是杂乱不清的丝团里，就在这些互相攀扯着、勾连着的叙述里，一幅相互连缀着、命运交错着的老天津胡同景象鲜活地成形了。
“烟火”并不是一个具象的词汇，它所带给人的往往是一种融汇了各种生活情味的全景。小说恰如其分地切入到天津胡同市民的生活，化整为零，由零汇整，从胡同里不同户门中走出来的人物陆续出场，他们的生活互相补充又互为映衬，成为整条胡同历史演变的“抬轿人”。在这其中，来子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核心命运人物，但作家又不仅仅聚焦于他。围绕来子生活周边的人物个个都是丰满的、鲜明的。保三儿因为来子想尝试拉胶皮（即拉洋车）而跟他结下交情，只一个小章节，保三儿的乐善好施就跃然纸面，为后面他给杨灯罩和老瘪当保人以及保下来子的鞋帽铺铺垫下了人物性格和关系的暗线。杨灯罩儿一出场就是个爱占便宜的街头混混，到后来与来子的一辈子都产生着理不清的恩怨，作为小说里的反面典型，虽然最终的命运让人唏嘘，但即使偶尔出场也让人觉得他始终是悬在善良人们头上的一柄利剑，让人恨得牙痒。有了这些丰满的人物形象，也才最终填充了小说的丰满。就像是各处山凹里涌现出的晨雾，这一团那一块，看似是朦胧一片，待得太阳一出，光线一刺晨风一挥，浓雾散去，清清爽爽，便是小说的大好河山了。《烟火》的味道，就是这么一字一句、一章一节地出来的。
天津胡同民俗成了小说最具特点的内容。在王松的文字里，能看到老瘪卖的烧煤球炉子用的拔火罐儿，知道拉胶皮光有一膀子力气还不够，鸡毛掸子也有好坏之分，打帘子还有各种讲究，从人人熟知的狗不理，到鞋帽铺、棺材铺、水铺，嘎巴菜、豆腐丝儿，你有你的生活技巧，我有我的谋生门道。当然，整理挖掘民俗文化只是小说的附属功能，所以不要指望通过一部小说能管窥一项民俗的全貌，尤其《烟火》又汇聚了这么多的民俗内容。但从小说创作和阅读的角度说，这是属于知识性和基础性的那一部分，它的丰富性把蜡头儿胡同里人们的生活情境夯打得更加瓷实。正因为有了这些还原生活原型的内容，胡同里人物的命运才更加丰富，才为小说的展开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正因为有了它们，小说才更具有贴近胡同底层的生活味道。从这一点来说，可以看出作者为小说写作所投入的大量精力，所有这些准备，都是为了呈现一个几近真实的小说场景，都是为了让每一丝飘动的烟火气都能唤起读者对天津胡同的临场感。
小说的烟火气里，除去人物情节和民俗内容的“零”与“整”，还有叙述方式的“正”与“反”。叙述方式与小说结构需要的是紧密呼应。在小说营造的阅读氛围里，读者就如在胡同里摸索着的一个旁观者，胡头尽头忽然走出来一个为生计奔忙的人，他一定与这胡同有关，而你却一时并不知道他是谁。正是这样的人物出场，看似随机没有刻意规划，但却总是拖拽着小说的主线，绝不游离于小说主要人物的命运之外。与此相适应，对人物出场的背景交代，作者采用了很多插叙和补叙的方式，就像是街头天津老人闲谝杂聊之间的插科打诨，也像是在故事讲述的间歇给端上一杯润嗓的清茶，比如来子和杨灯罩儿关于称呼洋人“爸爸”的恩怨，比如小闺女的生世来历。看起来，每一个人物都自成章节，都可以沿着时间的脉络探向另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角落。而采取插叙与补叙，保证了小说故事主线不受这些枝节的侵扰与损伤，始终在故有的节奏里娓娓道来，又显然得到了这些枝节故事的补益与充实。也正因为这些穿插的故事和人物细节，小说的架构更加丰盈茂盛，时代和人文气息更为浓烈动人，作者的真实意图伏脉千里又并不刻意生硬。在这方面，作者似乎并不吝惜笔墨，比如傻四儿去拉冰的细节，存在有无其实并无关系，但作者却交待得不遗余力，没有进行功利化的取舍，使得傻四儿这个人物形象在十分有限的篇幅里就灵动起来，使来子与他在生活轨迹上的交错显得自然可信。不过终究无论是傻四儿还是刘大头，无论是高掌柜还是老朱，他们的故事终归要回到以来子一家为主的命运漩涡里，就如同无论他们在家里干什么活计，一出门仍就是那个千姿百态的蜡头儿胡同的人，即使只是把一盆废水倾倒在街面上，或只是拎着一个刚用过的拔火罐放在街角，他们也与这个胡同的变迁发生着在某个节点上尤其重要的命运关联。小说的更多的“舍”，其实埋在了它的“不舍”之后。
由此想到当下现实主义方向的文学创作，首先就是要有现实根基，有不脱离现实生活的人文生态，其实不就是要有能撩动人心绪的“烟火气儿”吗？当然，《烟火》从创作来说也存在一定的缺憾，比如最后的章节和前章情节衔接上有断裂感，转圜过于突兀，而且李香香寻亲这个情节发生在７０多年之后，在时间和情感逻辑上也确有可供商榷之处。但是从总体上说，《烟火》浓烈的天津地域文化气息，无论语言还是写法上对本土生活极具写实性的关照，都为写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堪称优秀的榜样和参考。（黄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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