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古物之美》: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

◎作者：祝勇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4月出版

“此书是祝勇继《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故宫美文”。祝勇选取了18件故宫藏品，以18篇散文讲述一件件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连缀起一部故宫里的艺术史，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

终于，在酒带来的晕眩与快感中，商朝晃晃悠悠地倒下了，再也没能站起来

假若时光倒流，我们能够目睹那些城市里的生活，就会发现，这些精美的酒器，不仅作为礼器，用在祭祀仪式上，有些也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饮器，让人们体验“觥筹交错”的热烈与糜烂。也就是说，这些青铜酒器不仅可以拿去孝敬神神鬼鬼，人们也可以用它们来款待自己。

对此，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和牛津大学副校长、如今已是我所供职的故宫研究院顾问的英国东方考古艺术学家杰西卡·罗森，在她的著作《祖先与永恒》中写道：“在商代至周代早期（至少到公元前771年），礼器可能与高级贵族在普通宴会上使用的饮食器皿类似。”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为自己准备的青铜酒器越来越多。在瑰丽浩大的礼仪之外，那些青铜酒器里，还盛满了商代贵族现实人生的高贵和丰腴。

我想，在所有的灾变来临以前，一定会有位不知名的饮者，坐在三千年前的风雨如晦里，姑且远离了怪力乱神，也远离了阴谋与爱情，把这只兽面纹兕觥里的酒液舀进一只青铜觚，然后擎起它，神色安然，一饮而尽。

酒可载舟，亦可覆舟。商人或许没有想到，关于酒的剧情，竟然以商纣王的“酒池肉林”为结局。终于，在酒带来的晕眩与快感中，商朝晃晃悠悠地倒下了，再也没能站起来。

向商朝发出最后一击的，是一股以周为名的小股部队。

那支部族，在建立周朝以前的历史不见于任何文字记载，就像所有黎明前的景象一样，漫漶不清。可能有人抬杠，说《诗经》和《史记》中明明记有周人克商以前的活动路线，但是，且慢——那完全是后来的追述，而不是来自当时的现场记录。

有历史学家根据周人克商之后定都在西安附近（镐京）来推测，那里可能本来就是他们的根据地，况且，20世纪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那里曾经活跃着一支与商文化完全不同的部族，他们在不断东移中，最终在西安附近落了脚。

不论怎样，当周朝在血腥与尘埃中建立起来，它就决心掌握住意识形态这个阵地。鉴于酒的负面作用，周武王迅速下达了禁酒的政策。周公还亲笔写了一篇诰词，名叫《酒诰》，我们今天仍然能从记录古代历史的经典著作——《尚书》里查到这个文件。

周代《礼记》，也对君子饮酒作出制度性约束：

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洒如”，是肃敬之貌；“言言”，是和敬之貌；“油油”，是悦敬之貌。

也“洒如”了，也“言言”了，也“油油”了，就该“退”下去了。

用今天话说，饮过三爵，就该边儿上歇会儿。

此乃“三爵之礼”。

春秋时，晋灵公要在酒桌上伏杀赵盾，被赵盾一个名叫提弥明的手下看出端倪，想让赵盾逃走。提弥明提出的理由，冠冕堂皇：

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

意思是赵盾陪君王喝酒，已过了三爵的定量，再喝就属于“非礼”，因此要告辞了。此事记在《左传》里。

辉煌一时的青铜酒器，在理性的约束下，一步步没落了。到西周中后期，酒器已经很少出现，到春秋时代，更是凤毛麟角。

1976年，一支考古队在陕西扶风的一片荒野上挖开一座古墓。当大地像粗糙的皮肤一样被撕开一道口子时，里面缓缓露出了一百零三件青铜器。

在它们之上，四季已经轮回了几千次，却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存在。

它们始终沉埋在最深的地下，默不作声。

此刻，这些暗藏在我们身边已达三千年的旧物，不仅揭开了微氏家族的百年历史，而且见证了青铜酒器由商入周的神奇演变——

这个家族的第一代人，拥有的酒器类型最为繁多和复杂，有方彝，有尊，也有我们谈到的觥；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青铜酒器的尺寸明显萎缩；到了第四代时，突然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不仅几乎所有的酒器都消失了，还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青铜器类型。

那是一套大型编钟。

钟鸣鼎食。

我几乎看见了属于人间的灿烂与淫糜。